这是读《中国哲学简史》体会的第三篇,本文主要对影响国人最大的儒家学派进行介绍,篇幅较长。
儒家学说创建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是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儒家学说对国人的深远影响自不必多说,不过这一学说在创建之初并无现今我们所想象的重要地位,其作为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统称,其中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及名家等,我们在后续文章中会对当中的部分流派加以介绍)众多学说之一,在先秦时期(先秦是指秦始皇建立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年代)与其他学说的地位是平等的。秦始皇在建立秦朝(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这使得儒家遭受了重创。随后在西汉汉武帝(公元前年-公元前87年)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开始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得以重新兴起。董仲舒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即是说当今老师所讲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意义也不一样,因此君王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基于此,董仲舒认为有必要将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行统一,儒家思想便这样被推向前台。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所创立,后来又由孟子和荀子等人所发展。孔子、孟子和荀子均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孔子生卒日期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孟子的生卒年不详,其活动年代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荀子则出生于动乱的战国末期,生卒日期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他们三位的生活年代与古希腊著名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柏拉图(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年~前年)的生活年代极为接近。这一期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百家争鸣,而在同一时代,西方也诞生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不能不说这是多么的巧合。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国人口中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的著作和论述广泛的被中小学课本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引用,比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鱼我所欲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五十步笑百步”、“一曝十寒”、“孟母三迁”等;荀子《劝学》中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随手百度一下,诸如此类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表述不胜枚举,这也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之深远。
孔子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老师。孔子作为教师,向弟子们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解释,他“述而不作”,因此本人并为留下任何著作,《论语》则是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的作品。孔子在阐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又会给予它们一些自己的解释。比如孔子在解释“三年之丧”时,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他们儿女的一生,至少出生的前三年完全依赖于父母,因此当父母去世后,小孩子应该以同样长的时间去服丧,以表示感恩,这一说法似乎还挺言之有理。当然,孔子除了对经典做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着自己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这些理论便形成了儒家的基本思想。
“正名”。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即是实行正名,具体即为“实”应有“名”所规定的含义相符。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个含义就是该类事物的本质,因此事物必须与其所对应的本质相符,否则名不副实。比如作为君,需要按照“君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否则他便不是君,即便他要求人们称他为君(若某君主未按照君道行事,那他便不是真正的君主,人们是不是可以推翻他呢?)。以此类推,君臣父子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必须履行他们在该社会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名实相符,否则这个社会便会乱套。
“仁义”。在人的道德层面,孔子强调仁义。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出自仁义的道德考虑;如果人们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出自于道德而是非道德的考虑,那么这种行为也并非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被儒家形容为“利”。在儒家看来,义和利是直接相对立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可见“利”被儒家极度蔑视,儒家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为重要的。孔子认为人在社会中的义务的本质即是“爱人”,也即仁,孔子认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
“忠恕”。孔子认为实行“仁”,也即“爱人”的具体方法为推己及人,“忠恕”分别对应于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及否定方面:“忠”即“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即为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后来的儒家亦把忠恕之道称为“絜(jie)矩之道”,即以本人的行为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的行为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非其他东西所决定的,个人认为这种总结是相当到位的。孔子认为,行忠恕之道便是行仁道,行仁便履行了其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忠恕之道是人道德生活的开端和总结。
“知命”。孔子认为“无所为而为”,即每个人都有些自己应该做的事,因此人不可能无为,但是这些事情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在于外在的结果,因此人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无所为”,即没有特别的目的而纯粹出于该事情在道德上是对的。进一步引申,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需一心一意的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较成败,这也即所谓的“知命”。知命即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要性,不介怀外在的成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失败,因为我们做事情的初衷是在于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有否,与其结果并不相干。如果我们践行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永远快乐,即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有句名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是说在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懂得礼数,言行得当,即“不知礼,无以立也”;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即所谓的“知者不惑”;他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已经知天命了;在七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从心所欲,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而不逾矩,这意味着他的行为已经用不着有意的努力,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孟子
孟子在孔子去世的约一百年后出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代表着儒家理想主义的方向;而之后的荀子则是代表儒家现实主义的方向。
“人性善”。孔子认为人需要行仁义,实行仁爱,但他没有讲明人们为什么应当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去无条件的做他应该做的事。孟子试图对该问题进行回答,在回答该问题的过程中,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学说。人性是善还恶的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在孟子时代,除了孟子的性本善学说外还存在着其他三种学说,分别为人性既不善又不恶、人性既可善又可恶(人性中善恶的成分皆有)、有些人性善有些人性恶。孟子的性本善学说与上述中的第二种学说有点类似,认为人性中有着种种善的成分,但也会有其他的成分,这些成分也即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若不加以控制便会通向恶。孟子认为这些其他成分不是人性成分,而是人性的动物性方面,孟子为论证他的性善说,举出了大量论证,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人的本性中皆有此“四端”,若充分发展,便会变成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德只要不受外部环境阻碍,便可以从内部自然发展。至此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人应该发展他的“四端”,而不是发展他的动物性,孟子对此解释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便在于有此“四端”,只有发展这“四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孟子这一性本善的学说为社会为什么会实行仁道提出了较好的解释。
孟子同样实行仁爱,也即爱人,不过他的观点与墨家有显著区别,即孟子认为“爱有差”,墨家则认为“爱无差”,这一区别的具体内容可参考我在白癜风是缺少铜元素吗白癫病有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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