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推行仁义、礼制而闻名，那么其在鲁国执政时，用的是仁政吗？有人说王道属于儒家思想，那么孔子执政时，用的是王道吗？

细分析《孔子世家》及相关记载，可以得出答案。

“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公元前鲁定公任用孔子做鲁国中都地方的长官，一年之后，各地都效仿他的治理。孔子由中都地方长官升职为掌管全国水利、土建及祭祀的司空，又由司空升职为掌管全国刑罚、监察百官的大司寇。

“定公十年，……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斩“优倡侏儒”，“景公惧而动”，“齐侯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公元前年，鲁君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同行，代理宰相之职。会盟中齐景公的大臣提出以歌舞助兴，事先排练好的“优倡侏儒”以文姜、齐襄公、鲁桓公的污秽之事为歌舞，被孔子下令当场处死。齐景公感到惧怕，自觉理亏，而归还之前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阳的田地。夹谷会盟鲁国不惧强齐而占上峰，且收回战争中失去的大片土地，功在孔子。

“定公十三年夏，……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墮三都。”这是一场军事行动。在鲁国“三桓”（三个公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掌权，他们的家臣势力强大，又对他们构成威胁。孔子利用这种矛盾关系，发起“墮三都”。叔孙氏先毁坏郈邑，费邑反叛，孔子命人再攻取费邑。但是孟孙氏的成邑反叛，没能被攻破。“墮三都”最后失败了，孔子实质上统一鲁国、尊崇鲁君的政治构想未能成功。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相事，有喜色。”“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宾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前年，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代行宰相之职，面露喜色。虽然孔子解释了门人“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的说法，但其未料到会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少正卯是鲁国“闻人”、士大夫，与孔子同时开办私塾，教学有方，吸引了大批的孔子弟子，孔子找借口杀了少正卯。孔子整顿市场，商人出售商品不做假，货真价值。在路上的行人，男女区分开来，路不拾遗，民风焕然一新。外来的宾客使者到达城邑而不求见有关部门的，都让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杜绝私室的外交，防止里通外国。（以上引文出自《孔子世家》）

《荀子·宥坐》第二十八篇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理由是“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人有五种恶，而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内心通达还阴险，二是行为偏僻还坚定，三是言语虚伪却争辩，四是记述丑闻还广博，五是逆反不端还惠及他人。这五种恶集于一人，就不能免于死罪。

细分析一下少正卯的这五种恶，应当是与孔子政见不同。少正卯还能言善辩，具有演说家的魅力；官职没孔子大，还触动了孔子的利益，使孔子几乎断了学费外快的收入。其实他并没有作恶多端，“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这里失效了，孔子的做法则显得颇为霸道了。这在当时是有相同案例的。郑国的邓析制定了《竹刑》的法典，却操“两可之说”（相当于律师吃了原告吃被告），被子产诛杀。这是历史上关于“文字狱”的最早记录。

孔子治鲁，受到了齐国的嫉恨，齐国担心鲁国称霸，使用美人计离间了掌权的季桓子与孔子的关系，孔子失宠。之后孔子奉君命开始周游列国十四年。

很显然，孔子治鲁采用的霸道思想。齐鲁夹谷会盟、“墮三都”、“诛少正卯”、“男女行者别于涂”等，这一系列政治行为，都带有霸道的色彩。试想一下，男女一同上街出行本是常理之事，孔子的政策让男女分开走，如果不是男子辞别妻子去上战场，就不合常理了。所以这是一条强制性政策。孔子给少正卯的罪名，如果换位思考，孔子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子产执政、孔子相鲁，都是效仿齐桓晋文，有兴盛公国、称霸诸侯的企图。王道思想在《德道经》中有具体内容，可以肯定孔子没有运用王道思想。孔子治鲁运用霸道思想，缺少军事思想进行“墮三都”的内战；缺少外交策略与远见，忽视了齐国对鲁国的觊觎，其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