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到儒商研究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

作者简介丨丁兴才，上海儒学研究会儒商分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摘要

传统中国的商人精神一般是指“儒商精神”。儒商即从事商业活动的儒者，他们认同儒家思想，并以之来约束自己的商业行为。中国商人精神的演变轨迹，从宋至明清逐渐清晰。这一精神在今天的商业活动中依然具有意义和发展的可能性。

“儒者”作为古代士大夫阶层追求的一种完美品质或境界，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的渗透到了每个阶层，以“儒”为荣，以“儒”为雅，儒者情怀，成为一种追求。以至于成为后人无任你从事什么职业、何种行业，“儒”是以儒者行为作为标杆的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并逐渐的出现在各行各业中。

一、商人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从儒者的经商行为，演变到文人学者冠称的“儒商”，是商人精神的历史演绎。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一个有文化的商人，以儒者行为为标杆，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的文化自觉。是对商人道徳伦理的一种肯定。无论历史上对商人精神的哪一种修饰，在中国，“儒商”精神总是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发展的一种儒家行为。“儒商”精神是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是对另一种“儒”家行为的思想刻画，是从商者用“儒”的行为，鲜明的呈现出儒家的另一种行为的思想特质。“儒商”精神的内涵，自宋明以来，巳经引起很多儒家学派的重视，以及包涵着对中国“商人精神”的肯定。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看，探讨中国商人的思想凭借和思想背景，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早在宋元时期，特别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和文章表述及记载，可以清晰的梳理出宋元以来商人社会功能的变迁，以至于那时已经呈现出商业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相关以及其重要性，所以对商人的道德要求，逐渐的上升到社会的主流区域。许多时代的代表人物或是主流思潮，也开始放在一定层面上进行学术论述，倡导儒家所期待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勇敢”的排除历史固有思维对商人之谓“精神”的異义。其代表性的人物如元代许衡、明代王守仁、清代陈确、唐甄、方尚瑛、全祖望、钱大昕、沈垚等。

中国商人精神或是“儒商精神”的传承和扩大，其成长过程逐渐演变，如最早“儒家思想”作为孔子所建立的一个学派一样，其认同过程和接受程度演变，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慢长的过程。儒家思想其慢慢渗透和被社会吸收接受，便涵盖了方方面面的行为内容，再通过后人的不断研究、总结、丰富、宏扬，其自成一家后，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乃至个人生活和行为等，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儒”作为一种正能量，“儒”者风范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不仅仅寄托着家国情怀、民族情结、还存有个人奋斗目标。作为从“商”这一相对已经成为普遍的职业，同样呼唤着其应具有的道德体系和伦理，如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其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更具有普世意义。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二、明清时期发生的儒家的“治生”论

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商人精神研究及时代价值，但要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演变中的“商人精神”过渡到“儒商精神”这一说法，还得从“儒”字的语义源头加以认识和从中了解。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并未对儒的定义进行过相关解释，到了早期儒家即孔子七十二弟子后的儒学发展中，也是以渐进的方式形成较系统的儒家学说，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对儒家学说则已经赋予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儒”的语用以及其历史演绎的研究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儒家思想和精神自诞生以来，每个阶段都赋予了它应有的时代意义和特质。相关文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有学派对“儒”的含义、“儒”的思想刻画、意象描述、以及对“儒”的自我理解，巳经刻画出了非常鲜明的思想特质。如，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对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有了通行的理解。到了战国末期，著名的学术思想批评家荀子，对“儒”字的含义更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按照陈来教授在《“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含义》一文中的观点：在荀子那个时代，荀子已经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将其看成一个虽是正的方向的，但却充满内部分岐的学术混合群体。将“儒”的内在哲理和外在表现分成“陋儒”、“贱儒”、“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除了上述“儒”的各种表象以外，荀子还论述了“儒道”和“儒术”，将儒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这同中国商人精神慢慢进入社会所逐渐认同的“儒商精神”很有点相似的道理，只不过“商”这一在中国古代四业中最末等的特定地位和固有思维，其上升到主流层面，相对于儒家精神更难更晚一些而已。如同荀子对“儒”的理解客观上存在他那个时代的背景一样，荀子是一个更重视政治的儒家。

要探究中国商人精神的时代演变和时代追求，轨迹最显眼的地方，可能也得从中国宋至明清时期阶段追寻。如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基本上循证这一时期的史书记载和发展轨迹。此书对中国商人精神的发展与形成研究最为精辟，其书中之考据、义理、词章、推论、新证，是对中国新儒家学说最丰富的贡献，读之收获颇丰。从余英时书中的考证、推论和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儒家学派，对商业发展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早在宋代，商业行为已经非常频繁，中国商人在从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商业行为和活动，客观上巳经鲜明的地呈现出的儒家思想特质。于是就有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公开肯定，“儒商”这一说法也逐渐慢慢的开始从正面出现，在学术上开始展示或者是已经在迎合中国当时主流社会的发展需要，客观上也已经形成商业发展在逼使儒家对商人社会地位的重新估价。特别是明清时期，士商关系的变化，“新四民论”出现，儒者对“治生”、“人欲”、“私”都逐渐发生了不同的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甚至有儒者提出儒者为学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读书”，而“治生”比“读书”还要来得迫切。如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代表人物陈确（一六0四一一六七七）在一六五六年（丙申）所写的《学者以治生为本论》，可以看着是儒家思想在对传统从商行为的一种新的思想接受，该文对关于讨论许衡的儒者“治生”论的表述最为精辟和重要。

陈确说：“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则守其国，有家则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天下岂有白丁圣贤、败子圣贤哉！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鲁斋此言，专为学者而发，故知其言之无弊，而体其言者或不能无弊耳。”。

宋、元、明时期，儒家学派对于儒家思想主流意识中存在的“治学”、“治生”为先之争，已经可以说明，儒家思想体系已经演变到各个领域，从单纯的士的“治学”领域，逐渐的演变到人们的生活中，“商”也已经融入到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陈确的这篇文字论述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他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即陈确认为王阳明“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的说法他并不赞成，甚至提出了尖锐的反驳。将儒者以“治学”为先与“治生”为先之争白热化，而且，陈确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陈确所提出的原则正是：士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并进一步强调每一个士都必须把“仰事俯育”看作是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而不能“待养于人”。“治生”当代的解释即“谋生”，把“谋生”作为第一要务，这在当时固化的儒家传统伦理中已实属不易，可看作是陈确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一种最新发展。从这一现象发生，也可以认为，“儒商”这一正面的中国商人精神，逐渐的走向历史舞台。

三、治生，明清时期的“学问之道”

从研究明清时期陈确、全祖望，到戴震、钱大昕以至沈垚各种文章中，儒家思想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取向已经在发生变化。明清时期，儒家主流思想中把治生作为关于个人的社会存在的“学问之道”加以论述，已经可以认为是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一大进步。“新四民论”的出现，更是具体的体现出了士商关系的新变化。明清时期儒者对“治生”、“人欲”、“私”的认识逐渐发生了“人为本”的理解，于是对商人的态度也因此也有所变化。而且，这种儒家价值观的正确争论，促使十六世纪以后的商业发展的更加繁荣，很自然的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变化，使儒家主流意识不得不重新估价商人的社会地位。如王阳明在一五二五年为商人方麟（节庵）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略云：

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士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顾太史九和云：“吾尝见翁与二子书亹亹（音微）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心尽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养具，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然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与？抑其天质之美而默然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感也。”（四部备要本《阳明全书》卷二十五）

王阳明此表，可以看作是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第一，方麟的活动时期当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他弃去举业转而经商，这正是后世“弃儒就贾”的一个较早的典型。第二，由于方麟早年是“士”出身，曾充分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改行之后便自然把儒家的价值观带到“商”的阶层中去了。所以他给两个儿子写的信“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这便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说明儒家伦理是怎样和商人阶层发生关系的。第三，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即王阳明本人对儒家四民论所提出的新观点。此表是王阳明卒前三年所作，也是他所留下文字记载中第二次讨论“治生”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之说，王阳明此时的“治生”论，可以代表王阳明的最后见解，以王阳明当时的地位，说明在那时的上层建筑和士大夫中已经形成和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其尽心焉，一也”一语，即以他特持的良知“心学”普遍地推广到士、农、工、商四业上面。作为儒者，“治生”观也就成为了当时为士的“学问之道”。

四、商人、商人精神与儒学

从儒家思想体系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中可以梳理出，王阳明以来“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决不是直接从哪个朝代延续下来的。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偏见一直未变，要想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决非一朝一代的事情。所以，从中国古代、近代的儒学发展，一直到儒学与商人，以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商人之精神形成，其价值观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而一直到了十六世纪，从商业层面，更看到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松动的迹象愈发清晰，这也是儒学的时代进步和时代特征。到王阳明及沈垚等主流学者的许多见解提出，在那个时代，儒家社会思想史上已经取得了崭新的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客观上已经存在商人巳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文化知识水平愈高，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也愈強。再加上经济地位的作用，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固化而且被社会所接受，以及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多者正面叠加，促进和丰富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据余英时先生考证，因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明清时期出现了大批所谓的“商业书”，即以商人的观点所编写的日用百科全书，从天文、地理、朝代、职官、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以至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从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我们可以看到商人的地位也在俏俏的发生变化，商人已经自觉的感受到，必须对他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那时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已经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音有you）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商人的身份和价值观念取向已挤身主流，他们不能满足于主观的冥想，而同时必须认识外在的世界。由于商业书和社会小说中都包含了通俗化的儒家道德思想和伦理，其中之养份构成了商人吸收儒家伦理的另一来源。到了明清时期，商人已经有了对宗教和道德问题进行积极追寻的兴趣，并且，已经明白和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所以，明清时期，关于“弃儒就贾”的案例巳经比比皆是，商人的文化积淀和道德修养，以及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上升到不仅仅是“治生”，而是“治人”、“治事”、“治国”的道理和知识境界。换句话说，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治理国家，商人可以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再达到实业救国，富民安帮。

五、儒商的时代意义

儒商与儒商精神，是提倡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伦理。在明清时期，商人已经开始积极的探索“商人在伦理上的实践”，如明清的商业世界中已经存在的某种商业行为和秩序，而这些行为和秩序，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理解为，是由某些伦理观念维系着，那就是明清商人大多遵循着儒家的道德思想和商业伦理。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发现，明清商人少有欺诈之事，占主导性质的商业伦理，对当时流行的商业道德大体上还是发挥了主导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正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同样也已经影响着中国的商业发展和时代进步。明清商人中普遍占主导意识的经商理念是“诚信”、“不欺”、“以及其商业行为和价值观正在促进社会进步意识”在中国早已存在，其理念已经成为商人“中心而自主的价值立场”，在全世界来说，这在当时的价值取向中是非常进步的。我长期在商业领域打交道，作为一个商人，非经过长期的修养，是很难达到商业行为中“言行一致，表里相应，和富有家国情怀”的境界的。所以从儒学到儒商，即以今天而言，儒商的商业伦理和精神，还是具有着时代价值。我们并不需要“以儒饰贾”或是“以贾攀儒”，现代社会，从商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具有高尚的道德伦理和情操，我们同样可以为国效力，为家争光的。

轮值主编

刘梁剑

编辑

宋金明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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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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