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从先秦开始，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几乎伴随着中国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而言之，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由以上视域考察劳思光先生所著《新编中国哲学史》，我们便不难注意到其特点和意义。作者首先展现了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关切，强调“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每每非自限于历史的考察，而是注重于理论的阐释。以老子哲学的评述而言，作者特别提到其“自我之境界”，并分别从“德性我”（moralself）、“认知我”（cognitiveself）、“情意我”（aestheticself）加以分疏，以此揭示老子“自我”之说的多重哲学内涵。这种考察不同于历史的描述，而侧重于概念分析，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基于“哲学”的立场，作者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基源问题研究法”。这一方法的主要之点，在于把握哲学史中不同系统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进而进行逻辑的重构并展开理论的分析。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原创意义的哲学系统，都有自身的核心观念或“宗旨”，其多方面的思想每每围绕这一核心的观念而展开，从《庄子》的《天下》篇，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论及各家各派思想时，都注重把握这种宗旨，黄宗羲更自觉地肯定“学有宗旨”，并以得其“宗旨”为学术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劳思光先生的“基源问题研究法”，既上承了以上的研究进路，也使之获得了现代的形态。

在肯定中国哲学为“哲学”并注重把握其核心问题的同时，劳著对中国哲学的历史特点也予以了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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