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是曾教授在年第五届尼山论坛的发言稿，经作者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牟宗三先生尝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之道并不简单只是追求一个如何“适应”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在于：儒家之于现代化，是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讲‘使命’。”既然谈到儒家之道如何实现，首先必须了解何为儒家之道？

我们先看看孔子与弟子对“道”的一场讨论。周游列国之时，困于陈蔡，绝粮数日，孔子虽然“讲诵弦歌不衰”，但内心对自己的学说与理想偶尔也产生了疑虑。于是召集子路、子贡和颜子等人讨论“道为何不能行于当世”（“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的大讨论。子路认为，夫子之道或许还没有臻至“仁且智”的高度，所以无法取得君王的信任并得以实行于天下。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但过于高远空虚，如果稍微迎合、迁就世俗社会的现实利益，或许就能被君王接受并推行于世。如果说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有所否定，对子贡的规劝则嗤之以鼻。身为士人，不求修道，却一味追求迎合、讨好甚至献媚，只是“曲学阿世”之徒而已！面对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深得孔子的赞许。颜回指出，夫子之道不是针对一国利益而发，也不是拘囿于一时一事之得失而设计。夫子之道为天下立法，具有超越性和普世性。天下大乱，方向迷失，儒家没有及时为天下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方案，是儒家的耻辱（“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儒家既然已经设计出了东西南北海、心同理同的大道，却不能被统治者接受并付诸实施，是统治者的耻辱（“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1]！”君子之儒，不会曲学阿世，不会迎合与谄媚。一种思想学说的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当时是否被统治者喜爱，而在于数千年之后人们阅读之后仍然会热泪盈眶、血脉偾张。

（上图第一排左二为本文作者，左三为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

西汉初期，儒者借助政府公权力，将孔孟儒家思想塑造为国家主流思想，“抑黜百家，推明孔氏”，儒家思想开始影响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法律制度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2]。”又言：“历代的法典都出于儒者的手笔，并不出于法家之手，这些人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法治，但究是奉儒家为正统的，所以儒家的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不可不注意[3]。”这一观点或许有些过于乐观，说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应该说有虚美的成分在其中。英明睿智如朱子，早已洞察儒家思想对古代国家制度层面的影响其实十分有限，而且“道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从来就没有被历朝历代政府认可，遑论原汁原味贯彻实行。朱子在一封书信中指出：“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之言，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思！历史上的儒者认为，在尧舜、三王与周公时代，政统与道统完美结合。周公之后，儒家已经失去政统，但还拥有道统。从孔子到朱子，其间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流变，但是，道统意义上的孔子之道，从来就没有真正付诸实行，“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余英时继而认为，儒家之道在古代帝制时代不可能真正实现。

那么孔子儒家之道的内涵与精神是什么呢？概而言之，就是文天祥所说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就是儒家之道的真精神！在儒学史上，孔子“仁者安仁”，已开始从人性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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