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礼教

礼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每个人能够自觉地认识自我、规范自我，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礼告诉我们不能忘本。礼有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中国传统文化以此为基本信仰，即天地君亲师。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向内的，看到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就要自己管好自己，才能够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人要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就要控制物欲。物欲会让人忘掉一切，会让人的主动性、能动性无限制地发展，从而失去自我。

我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既要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又要管住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如果人们能齐心一致地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充分发扬出来，在今天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它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物质文明发展了，就更需要发展精神文明。随着我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应该更加深入，不要让人变成物的奴隶。中国用礼乐文明来管理自己，来让每个人从自觉上升到自律，不失去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对于这样的人文精神，只有回归礼乐文明，中国才能重振礼仪之邦的荣耀。

今天我们应重新反思礼教，“吃人”不是礼教的宗旨，其宗旨是让我们真正懂得做人的道理。所谓礼教就是礼乐教化，是一种教育。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里面，提到了中国的礼教。他所接触到的礼教，就是17世纪、18世纪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是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当他接触了这些礼教的时候，他就分析说，礼教是一种综合性力量很强的文化，里面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他看得很清楚，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天地君亲师”，这可以说是礼教的核心内容。

第二，法律。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很容易明白。因为礼不就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吗？如果有人不遵守礼教，那就要受到指责和惩罚。礼制不是普通的法律，因为它跟强制法不一样，可以视为一种习惯性的自然法，所以在当时的西方也很重视。西方重视一切人为的强制法，一定是要建立在人为的、自然的习惯法的基础上。连自然习惯法都不能遵守的人，仅凭强制的人为法就能制约他的行为吗？所以他看到了礼教的法律效力。

第三，习俗。中国礼教使社会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氛围，比如尊老爱幼、诚信为本，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些习俗，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了。大氛围，大环境中习俗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礼仪。礼仪包括各种各样的礼节和仪式，从人际交往到节日庆典，无不涵盖其中。

自律并不是要让我们做道德的奴隶，而恰恰是让我们做道德的主人。这就是哲学层面的自由，只有认识了“必然”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如果处处跟必然斗争，就永远得不到自由。礼教当然有约束力，而且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只不过是让人们去约束自己。如果有人想不受约束，觉得压制了他的个性，那么礼教在他心目中就会很可怕；当他认识到“礼”是让他懂得怎样做人，只是自觉地遵循礼制的规范时，他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从心所欲”了。所以规矩限制人，又不限制人。规矩可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也可以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自律。一个是他律，一个是自律，规矩是内外兼有的，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内在的自律。

礼教内容丰富，我们今天要重新来认识，它能帮助我们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各个群体的需求，它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纽带。礼教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历史上总是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然而通常的现象是征服者改变了被征服者，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往往是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所改变。纵观中国的历史，确实是征服者多次为被征服者所改变，如北魏、辽、金，乃至清朝。如果梳理一下中国历史，我们的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断地提升。从野蛮走向文明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文明的力量也就体现在文化的力量上，它能像春风化雨似的，润泽万物，让它慢慢受到滋养以后，茁壮成长起来。我们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思想有清醒的认识，然后才能够对它有信心，才能够坚守这样的文化主体，才能够广泛地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滋养自己、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今天重新认识儒家文化，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值得我们吸取。坚持文化的主体意识，坚持文化的自信，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就要重新振兴文化，让世界人民看到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荀子论礼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建构稳定有序社会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包括信仰、道德、制度、言行规矩、社会习俗、礼仪形式等方方面面。相传，文王、周公“制礼作乐”，后来由孔子大力提倡，并发扬光大。“礼”文化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觉、自律。至春秋时期，社会上逐渐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一生努力，倡导“仁”学，希望人们“克己复礼”，目的就是为了重整礼乐文化，重建社会秩序。孔子要求人们“复礼”，但对“礼”文化本身，并没有做太多的说明，这大概是因为在孔子的时代，“礼”文化依然深植社会，尽人皆知，故无需多说。而到战国末年荀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现象更为严重，人们对“礼”文化所知越发浅薄，所以荀子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发，不但反复强调“礼”对于为人处世和维护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如“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而且撰写了专题论文《礼论》，全面探讨了“礼”文化的起因、作用、意义、精神等问题。

《荀子·礼论》开篇即明确提出了“礼起于何也”的问题，然后详细回答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从这可以看到，我们以往对“礼”文化的理解，都只是偏于从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礼节仪式等方面去理解，并不清楚荀子原来首先从协调社会分配，以及协调自然资源和社会需求矛盾着眼，来说明礼的起因及其作用。至于礼要解决的问题，荀子讲得很明白：礼不仅要达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还要“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进而更要使“两者相持而长”，所以礼的作用是使欲和物之间达到平衡。物、欲处于强劲的对抗关系中，而礼的制定，就是要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这才是礼的根本。礼制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说教，而是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所以荀子对礼的起源及其深刻意义的考察和分析非常重要，这是儒家思想对当今世界的一大贡献。礼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能够让每个人的欲求都得到适量的、合乎身分的满足，这种如此重大的社会功能，是构建社会道德的基础所在，所有道德、伦理关系的设计，都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的资源、财富有一个持久的延续，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讲“礼”文化的时候，常常会忽视或回避这一构建社会伦理道德基础的内容，从而使其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仅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说教。人们之所以要自觉自律地遵守礼义，也与维护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自然资源与社会需求矛盾的协调等重要的问题相关。因此，荀子对礼起因的论述，具有十分深刻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荀子反复强调，人对于自然资源一定要开源节流，开发和利用一定要有长虑后顾，不能够只看到眼前利益。“礼者，履也”，礼是要人去履行的。礼在各方面都发挥着作用，特别是维护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作用。

对于礼，荀子的论述十分丰富，如他强调礼是按照自然之理来制定的，“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乐论》）；又说礼是人们应该遵从践行的道路，“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荀子·大略》）；又说礼是给人们树立的标志，“礼者，表也”，能够使人们不至于走错人生的方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荀子·天论》）；又说礼是给人们筑造的堤防，让人们不要随意冲破，“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荀子·儒效》）；又说礼是用来修正自身的，“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对荀子论礼的解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荀子认为，社会是不能没有阶级差异的，而礼的制定就是来规范这种差异的。社会上“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因为有“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这样的事实，所以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所以礼有“养”的功能，体现了“别”的内涵。什么是“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礼的核心就是每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身分，即“明分”。荀子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明分使群”，明确了身分，群体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礼教也叫名教，“名”就是正名、名分、名实的“名”，表明儒家十分注重明确身分，并要求人们以自己的身分去尽相应的职责，所以儒家思想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在礼教的文化里，礼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身分，来分配各自的资源，让人们的欲求都能够恰如其分地得到满足。

其次，荀子十分重视礼在“养情”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说：“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礼论》）这是说，人依照礼可以引导、规范好自己的情性，而不是放任自己不良的情性，以致伤害自己。在天地万物之间，只有人是能够自主去参与天地变化的，其他万物都没有这个能力。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人有其治”，是指人能管理万物，人有能动性、主动性，所以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人如果认识到自己处于这个位置，就能明白为什么必须管好自己。荀子反复强调“明天人之分”，人不能够代替天职、天功，人的身分是参与治理，也就是说人掌握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趋势，然后去管理、推动它，让万物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过去我们为了迎合西方的文化，说中国文化里也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拿出荀子“制天命而用之”这句话，这是不对的。荀子是让我们明白天人职能的不同，人不能去代替天的职能，但是人可以去了解天的职能，去帮助它向好的方面发展。《礼记·礼运》中有这么一句话：“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心一动，天地就跟着变化，所以张载“四句教”里面第一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荀子认为，人需要用礼来“养情”和“正身”，同时从治国的角度来讲，也必须重视刑法的作用。所以，在荀子看来，“礼法”和“刑法”是相提并论的，二者相辅相成，如他所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再次，荀子认为，礼具有外在装饰的作用，体现了人们内在的情感和敬意。他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荀子·礼论》）所以，礼的教育和实践，是养成人们内在情感和敬意的重要途径。“礼”文化中包含了深刻的报本思想。《礼记》认为礼就是“报本反始”，即做人不能忘本。《礼记》和《荀子》明确告诉我们，礼有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所以中国人敬畏天地，敬畏祖先，敬畏师长、国家，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典礼仪式来表达不忘本的情感，强调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儒家文化使人坚定信念，让人坚信这个世界就在现实中，这个世界是自然生成的，这个世界是靠人自己去维系的，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学习、修身、为人、做事的要求，都要以“礼”为准则。所以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的根本精神是“敬”，《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敬就是要尊敬他人，也要尊敬自己，还要尊敬事业。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心诚则灵，诚信则神在。所以中国文化中的“敬”是发自内心的，“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坤卦·文言传》），用敬来规范自己的内心，用义去规范外在的行为。所以儒家文化都是向内的，反躬自问的，为仁由己的，不用外在的东西来要求人。礼是言行的规范，只不过它不是强迫性的，它在生活中是习以为常的，这有点类似西方法律理论中的习惯法、自然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习惯确实也是一种规矩，它要求我们自觉地去做，正因为是一种习惯，所以人们践行起来并不认为是在被动遵守。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礼乐制度不复兴，刑罚就不适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细致的法律条文，都难免有空子可钻，但如果有了好的社会习俗，法就可以简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人们就“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法，包含了各种规矩，礼的里面包含了法的内容。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陆世仪，针对当时家教重法不重礼的问题，发表了一番言论，说：“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陆世仪《思辨录》）法是让人去遵守的，礼会使人发生变化；法使人畏惧，礼使人亲密。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规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亲密的。通过礼的教育，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们都懂得尊老爱幼、童叟无欺、诚信做人。

最后，荀子认为，礼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人心在发展变化，所以不能食古不化。荀子更强调向较近时代的礼仪制度学习，即“法后王”，而且明确提出：“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荀子·大略》）荀子这个提示十分紧要，如果礼能随时代而变化，顺人心而调整，那么“礼”文化的建设和教育，仍不失为当今时代成就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石。

每个人都应该恪守本分、尽职尽责，当然这个职责的内容是在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原则始终如一。我们不能因为内容变化了，就不再坚持原则了。此外，由于人的身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也在变动。比如，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他在父母面前就是子女的身分，要尽子女的职责；而在子女面前他就是父母的身分，要尽父母的职责。所谓尽职尽责，是针对我们当下的身分而言的，并不是固定在一个身分上永远不变。

礼教与自然

魏晋是一个政局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新兴门阀士族阶层的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他们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把人的自然天性跟社会对于每个人的责任义务、行为规范的要求统一起来，于是出现了玄学。这个“玄学”，与前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的“玄学”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玄学的主体就是礼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有关伦理的问题。人的本性自然，如何让礼教和自然统一、协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人类永远存在自然本性，所以就会产生各种自然要求。但是人又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命，还是群体的生命，所以必然会碰到个体之间关系的问题。除此之外，人还具有精神生命，这是人不同于其他生命的地方，因此必须要对人的言谈举止加以规范。大家共同遵守群体的行为规范，这样群体才能和谐，才能有整体性的发展。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才能使人不失掉作为高级生命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一是确立整个群体对每个成员的恰当要求，二是管理每个成员的自然欲求。人是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结合体，所以维系精神生命的礼教和人的自然属性必须结合起来。

魏晋时期对于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群体的行为规范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我们制定各种规范必须要考虑人的自然本性，人自然本性的发展也必须顾及到群体规范的需要，所以把这两方面要统一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伦理的问题跟道德的问题就相互结合起来了。伦理不能违背自然，自然也不能违背伦理。所以道德不能违背伦理，伦理也不能违背道德，二者由此合为一体。儒家通过强调孝道来连通伦理和道德的关系。曹魏学者王弼对“孝”的定义最为妥帖：“自然亲爱为孝。”（《论语释疑》）这句话把人的天然本性和儒家的伦理要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礼仪传播价值观

礼教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传播一种价值观，实现对人的教化，这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的普遍做法。《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在民间，从婴儿满月、百日、周岁开始，亲朋好友都来见证这个孩子的成长，而真正的礼是从“冠礼”开始的，即“礼始于冠”。“冠礼”就是成年礼。人成年以后，一言一行都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这就是冠礼的意义。古人在举行冠礼时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为这个年轻人取字，从此以后，他的同辈、晚辈都不能直呼他的名，而要称他的字，以示对他的尊重，他自己也要意识到肩上有了责任和义务。

更被重视的是婚礼，因为“礼本于昏”。有了夫妇，才有父母、子女关系的产生。结婚意味着今后不仅要为自己考虑，还要为对方考虑；不仅要为自己的家庭考虑，还要为对方的家庭考虑。同时负有对后代教育的责任，要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所以婚礼实际上是非常隆重地告诉双方，你们的身分变了，你们的责任也变了。

被高度重视的还有葬礼和祭礼，即“重于丧祭”。葬礼就是为过世的亲人举行的典礼。一个人从出生到脱离父母的怀抱独立行走，大约需要三年，所以父母去世就要为其守丧三年，以此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三年是指虚岁，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祭礼是追念祖先的祭祀，从广义上来说，就不光是祭祀祖先了，还要感恩赋予我们生命的天地万物。因此祭礼就是让我们不忘本。丧礼是“慎终”，即慎重地对待生命的终结；祭礼是“追远”，即不要忘掉以往的祖先。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慎终追远”，心怀感恩，不忘本，那么民风就会大不一样。因此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追远”也不是提倡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关键是要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去报本，去感恩。

总之，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即“为仁由己”。“仁”是一种懂得自爱的道德品质。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就在于佛教也强调自律解脱，强调用自己的智慧去觉悟人生，去扫除无明，看清现象世界的本质，从而超越自我。《涅经》里佛陀告诉他的弟子们要“自作明灯”，即不要依赖别人，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依法不依人，自己做照亮通向觉悟道路的一盏明灯。正因为佛教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所以跟中国的文化非常契合，最终融入中华文明。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会看到儒家的礼教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等同于西方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