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根基生成形态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决定于自身生成的历史特质。这些历史特质，不是上天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相反，它是远古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经过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定型，并最终构成国家文明根基的那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天赋基因意义的创造物，就是那些一旦在静态出发点时期被设定，此后便永远不可能变更的历史元素。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就构成了我们进入国家文明根基生成时期的历史特质，变成了不可变更的国家文明基因。

什么是根基生成时期？什么是静态出发点时期？

从理论上说，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生发、成长及定型的时间阶段。举凡自然创造物与社会创造物，都是如此。一个物种，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胚胎生成阶段及生命体的成长阶段、定型阶段，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某种海中生物一旦上陆，历经成长时期并定型为与原来不同的某种动物，其生命的本质结构便已经完成，其后无论如何演化（某种功能器官的进化或衰退），其作为某种动物的特殊本质，都不会改变。一种型号的汽车，其设计阶段，及依据或修正设计图产出定型车辆的阶段，就是这一型号汽车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一旦问世（上市），其后无论如何修改其外形，或增补其内饰，或增强其功能，都不可能改变其本质—根本结构。

同理，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群，在特定时期创造出了一种国家形态，并历经一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国家文明形态。这个国家文明的生成期、成长期与定型期，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决定它的本质结构的时期。此后，无论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如何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变强大，或者变弱小，或者最终灭亡，或者一直走到最后，它的那些特定的本质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原生文明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除了倏忽生灭的许多小国家，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时期。古希腊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古巴比伦与古印度同样有。虽然，因为历史黑洞太多，它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生成期与定型期，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相对清晰的罗马帝国为例，其生成期是公元前余年的“狼孩”传说时代，直到罗马人开始造城并初建政权；其成长期与定型期，则由罗马早期王政制，到共和制，再到执政官独裁制形成并定型。其后，皇帝制的罗马帝国，只是独裁制的进一步发展，是罗马文明定型化后的国家发展形式而已。就是说，从公元前余年罗慕路斯兄弟建造罗马城而创建国家，直到罗马共和国定型为执政官独裁制（前三雄时期），前后历时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原生文明时期。其后，罗马帝国生存发展到公元余年时两分；再后，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余年时灭亡，最终结束了欧洲最大古典国家文明的生命历史。

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应在哪里？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并灭亡，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时长大体为余年（夏王朝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时期，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余年。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它们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

秦帝国之后，中国文明进入成熟期，始终以统一文明的历史形态矗立于世界国家文明之林。所谓成熟期就是一种特定的文明形态已经没有了剧烈的形态结构变化，而进入了常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决定这种常态发展的生命力强弱的，正是那些在原生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历史特质。

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其一曰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原生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就是说，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文明、战争文明、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的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在这三个原生设定所规范的框架内运行的，都是服从于这三个方面的原生设定的。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而言，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生命中的基因排列组合方式所具有的意义，原生文明三大历史特质的有机联结方式本身，就是中国文明历史特质的一部分。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民族，是“读”不懂文明元素联结方式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的。抽象的根基是具体。我们先来最简约地呈现三大历史特质。

1.中国原生文明特质之一：实践性与发散性融合的思维方式

国家文明的主体与基础，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因此，主体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它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思维方式，不是立足于今天的国家民族群的智慧海洋而言的，而是立足于0余年之前创造国家文明时期的“创世”思维方式而言的。那个时期生存在中国大地的先祖族群们以它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创建了我们最早的国家形式。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特点，覆盖了我们这个国家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特质。

揭示原初时代的族群思维方式特征，对神话进行比较是一条路径。

神话是什么？神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形成的想象（创世）。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它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存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民族一定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

远古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开始阶段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远古神话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包含的理解力的最初根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朦胧地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对这两种神话体系的分析比较，能够相对充分地揭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性特征。

如前文所提及的，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性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这种关于神人关系的想象力，渗透出一种区隔分明且静动有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神话截然不同。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成为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同质性，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一是发散性，事物之间绝无不可逾越的差别或障碍，包括神和人在内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变化性与爆发性是事物的常态，顺应天地人各方变化者方能生存。

这两大思维方式特质，决定了其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一切特质。

与大自然之严酷性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与大自然丰富变化紧密融合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始终具有动态的“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具有“顺天应人”的变革意识。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群领先的近代社会后，中国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地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既推翻了帝制，又先后两次建立了共和，并且推动历史大潮有效地淹没了帝制复辟的几次倒退性努力；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自我再造的彻底性，已经超越了英国与日本等一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

客观地说，如果不是中国民族特有的立足实践的“求变图存”的思维方式，在这样具有最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恢复帝制几乎是必然的历史道路。帝制在中国之所以不能复辟，正在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所达成的共同的历史认知，使整个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形成帝制复辟的强大力量。

2.中国原生文明特质之二：强势生存之理性竞争精神

一个民族的生存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

生存精神，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的终端表现—强悍的姿态与果敢的行动，这种终端表现，几乎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在面临危机之时都会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或结局不同罢了；从本质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更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的生命状态所具有的力量特质，也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硬度特质。它既包括了终端行动阶段，但又不局限于终端行动阶段。从根基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最主要的主观基础，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自觉而清晰的生存目标理念，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为目标理念而能顽强奋斗并长期坚持的精神资源与经验资源。

强势生存，绝不是简单的强悍，而是一种深刻的理性竞争的生存精神。

中国民族0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理性竞争的生存精神的全部历史内涵。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上，生存竞争是永恒的，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它表现为生存空间的争夺，还是表现为人类独有的文明冲突，或者表现为消费资源的争夺，抑或表现为毫无来由的恃强凌弱，总归是国家时代永恒的生存竞争现象。在这样的长期竞争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是否能够避免盲目争夺式的非理性竞争，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最基本方面。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具有建立在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基础上的高度理性与丰厚智慧，能够磨砺出自己独有的竞争方式，并以此为根据形成长期的竞争战略目标，从而使自己的国家竞争始终处于“理性规划”状态；那么，这样的国家竞争必然是步步为营，而国家则是稳步壮大的。

这样的生存竞争，就是理性竞争的强势生存。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总是强盛富庶的。中国对生存空间的开拓与扩张，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亚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的迅猛扩张状态，也没有出现过如同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及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无限度的狂热战争扩张；更没有出现过东亚蒙古人在强盛时期的世界性扩张风暴。中国有过许多次的低谷贫弱时期，也走过许多次的历史弯路，中国的国家文明之舟也有因自身一时病态，不得已被打上“文明补丁”的动荡分治时期。

但是，无论中国如何危难多发，如何几于灭顶，如何走了许多弯路，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强大而坚实的文明自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国民族强盛而饱满的生命状态从来没有沦落过。危亡之时，中国民族群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救亡的激情与理性，能够紧紧抓住罕见的历史机遇，奋起反击外侮，迅速融合修复历史伤疤，立即重新回归到文明竞争的大道上来。凡是曾经深深侵入中国民族机体的外来势力，凡是渗透于中国文明的外来文明，都被中国广阔的民族海洋与优势文明的魅力融合了。补丁也好，伤疤也好，最终都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

考验一种文明形态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标志是“救亡”能力。

从国家硬件力量的意义上说，0年以来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强国。任何国家都有过高峰与低谷，曲折与沉浮，屈辱与荣耀。但是，从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文明的意义上说，强弱之别却是很分明的。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群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分际，便是这一文明在陷入危难之后是否具有强大的“救亡”再生能力。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屡屡“救亡”而再生，并再度重建国家文明，继续推进其生命拓展历史，那么这个民族文明的生命力无疑就是非常强大的。

在整个古典国家文明历史上，所有文明大国的主体民族在自己的国家灭亡后，都曾有过以持续抵抗入侵势力为轴心标志的短暂的“救亡”运动。但是，却没有救亡成功而国家再生的奇迹。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是如此。救亡再生之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救亡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灭亡之后重新发动“国家复活”战争的实际能力；在本质上，它更是一种民族文明的生命状态，是一种理性生存精神。这种生命状态，这种理性精神，又取决于特定民族所创建的文明形态，是否为这个民族积累了足够强大的生命意识、足够丰厚的生存经验、足够深刻的理论总结、足够超越入侵势力的战争水准、足够周旋于危境的政治策略智慧。凡此等等，都不是在危亡来临或已经陷入危亡绝境时，仅凭一时仇恨，或仅凭个别人的出色组织能力就能突然全部具备的。文明救亡的真实基础，永远在于整个民族精神的历史强度，以及特定文明赋予这个民族的无与伦比的文明自信心。

惟其如此，救亡成功而能再生，在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历史壮举，却屡屡发生。在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中，推翻外来统治而重建中国文明，已经不再具有“历史奇迹”的意义，而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比坚实的必然性认识。

在中国当代社会，流传着一种几类于卖国的民间认识论—“当年日本要全部占领中国，日本早就是中国的了！”“当年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要延续到现在，中国早就发达了！”。请注意，这种扭曲的“历史认识”背后，其实也潜藏着一种巨大的自信心—谁也灭亡不了中国文明，谁占领了中国，谁就得将自己赔给中国。但即便如此，中国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绝然不是这样的想法。

在中国历史上，挽救统一文明而消灭分裂碎片，是中国文明的内部救亡；挽救华夏文明而推翻入侵异族统治，是中国文明的外部救亡；为进入现代国家文明而驱赶一切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势力与征服战争，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脱胎换骨的整体救亡。总有人以“历史幸运”之说，来解释中国民族的救亡运动。对于这种理论，我们不能完全绝对化地排除。但是，多有救亡而皆能成功，若将其全部归结于“历史幸运”，显然也是浅薄的。若用荀子评价秦国六世大治的话说，倒是相对合适的——“非幸也，数也”。

数者何？内在之合理性也，事物逻辑发展之必然结果也。

从历史实践说，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的终端体现，就是不畏生灭危难的强大的国家文明综合自救能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句话用在中国文明0余年所经历的历史风浪上，大约是最为妥帖的了。

一个民族，拥有雄厚的战争能力，但也具有不以武力扩张为国家强大标尺的战争文明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拥有广阔兼容的文明融合能力，但也具有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目标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相处理念，不图谋渗透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于其他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无比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文明认同意识，但也具有同样浓烈的承认其他文明之合理存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意识……凡此等等，都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持正守恒”的深邃理念，都是具有内在均衡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正是这些在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与核心价值观体系，构成了中国文明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的最本质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饱满的生命状态的来源。这种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其历史终端之体现，就是中国文明始终以本土为根基、以本民族为主体而巍巍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现实。

中国民族始终与自己创造的文明同在，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3.中国原生文明特质之三：多元化与均衡性并存的整体结构

诸多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普遍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历史现象—强则无限扩张，弱则一蹶不振；又普遍呈现出“一次性生命”的历史现象—国家政权灭亡之后主体民族与文明形态也随之消散，而无法在灭国危境中起死回生。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之点，在于这些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体系，普遍具有简单化与单一性的倾向。要么国家文明严重的文质化，如巴比伦、古希腊，等等；要么严重的刚性化，如亚述帝国、罗马帝国、古波斯帝国与新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要么严重的宗教化，如古埃及、古印度、阿拉伯帝国、被天主教全面覆盖的中世纪欧洲国家群，等等。

文明形态的简单化与单一性倾向，导致世界绝大多数古典文明大国的历史命运，也是走向简单化的结局。要么在无限度的扩张战争中崩溃灭亡，如极其短命的亚历山大帝国等；要么在外敌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中，因无力反击而被一次性吞灭，如古埃及、巴比伦等；要么在由文明冲突引起的战争中，或直接就是在宗教战争中灭亡，如新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在世界古典国家的历史上，除了中国，很少有艰难浴血的长期抵抗，很少有反复曲折的长期救亡战争，更少见救亡成功而“起死回生”的成例。普遍情况是，兴了就兴了，亡了就亡了，过程与结局都相对简单。

中国文明不同，它历经无数生死劫难，而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国家文明重建。无论中国文明的历史平台—特定政权，曾经多少次被以内部“革命”形式更换，或在对外战争中被摧毁，它都能够从内战废墟中再度站立起来，或能够再度战胜外敌而迅速重建。这一历史现象，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中国文明生命力的根本点，在于中国文明的整体结构。

在世界古典国家文明之林中，中国文明堪称独一无二；其基础体系之庞大复杂，其形式结构之均衡严整，是所有其他国家文明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所谓基础体系的庞大复杂，是说构成中国国家文明的所有历史元素，都经历了坚实的锤炼与丰厚的积累，具有不可撼动的历史根基。

本文摘录自孙皓晖新作《国家时代》，由世纪文景出版社授权发布。您可通过通过下方当当链接或识别平台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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