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学派”与黄安冯氏的家学传承

文/姚彬彬

冯永轩（-）先生，籍湖北黄安（今红安），历史学家，平生于楚史、西北史地及小学诸领域造诣深邃，多所创获。先生于年入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间师承黄侃（字季刚，-）先生，平生学术由此肇始。冯家与黄家多年来有颇深的渊源，即使在黄侃身后，他的几位公子一直还与永轩先生保持着笃厚的友谊，时常往来走动。永轩公哲嗣、吾师冯天瑜先生在《冯永轩集·序》中回忆说：“我们兄弟常常听到先父对其师尊（梁启超、王国维、黄侃诸先生）风骨及学识的赞美，厅堂常年悬挂三老亲书条幅，而‘任公先生’‘王师’‘季刚先生’等，是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尊号，三先生成为我们家亲近的，仿佛时时在侧的长老。”

黄季刚先生出于晚清民初思想文化宗师章太炎先生门下，又最得太炎先生之器重，堪称“上座高足”。钱穆曾评价说：“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鲜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太炎本人则谓：“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自尔以往，又当以愚自处。不过三年，昭然若拨云雾见青天者。斯后智愚杂用，无所不可。余弟子中独季刚深窥斯旨。”（《菿汉闲话》）。章太炎常戏称门下弟子有“五王”，谓“天王”黄侃，“东王”汪东（旭初，—），“西王”朱希祖（逖先，—），“南王”钱玄同（中季，—），“北王”吴承仕（检斋，—）。[①]其中亦以黄侃居首。

章太炎及其门下弟子黄侃等，是民国初年重要的人文学术群体，时人尝谓：“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②]此言虽稍显溢美，却也大体符合事实。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感叹说：“五四前后涌现出许多思想界、学术界的人物，也都出自太炎之门，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以及黄侃、吴承仕、朱宗莱、马裕藻、朱希祖等等，只是数数人名，也应是思过半矣。”[③]故今之学界有“章门弟子”作为学术共同体之说。

因为黄侃在经学、小学等传统的学问领域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太炎的学术家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乃师还要精纯一些。因此，在这些学问的领域，又通常把“章门弟子”这一学术共同体称为“章黄学派”。——无论是冯永轩先生平生正直狷介，“远权贵、拒妄财”的为人境界，还是天瑜师的许多学术思想取向，都与该学派的风范气象乃至一些核心性的价值观念，不乏前后契合之处。当然，这种“契合”，未必径可视为一些具体性的“影响”或“继承”，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派”构建而言，更多乃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共同体性质（章太炎与其弟子们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冯氏家学”与“章黄学派”的关系，或亦应作如是观者。

一、“远权贵、拒妄财”

天瑜师曾谈及永轩先生之“未成文的家训”，可以“远权贵、拒妄财”一言蔽之。这是冯家历来的“身教”，系“无言地传承”。——永轩先生“一生守住底线，抵御权贵和金钱的威压、诱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未成文的家训》）先生当年洞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野心，不为其百般利益诱惑所动，至始至终恪守人格之巍巍挺立，最终凭借智慧而摆脱其控制。抗战军兴，先生在鄂东山区就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长，“不惧当局高压，抵制CC系对学校的控制，终于辞职以抗，一段时间家庭生活极度艰困。”乃至在建国以后的“反右运动”中，仍“不畏权势威压，坚守正直人格”，据天瑜师回忆：

年春，父亲的老学生，时为武汉师院教师、工会主席的高维岳，受校党委指示，主持教师“大鸣大放”。不久“反右”运动骤至，高维岳被指煽动教师“向党进攻”，第一批划为右派，父亲拍案而起，说高维岳是老实人，按党委布置，组织教师提意见，怎么成了“反党”？本来，父亲并未参与“鸣放”，不会成右派，现在他自己“跳出来”，为右派鸣不平，且不肯认错，又拒不“揭发”他人，于是在年春被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分子帽子，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以六十高龄遣送农场劳动。后来我大哥、二哥到校方了解父亲情况，主事者说：冯某人本无太多反动言论，但居然抗拒反右运动，“态度极坏”，又在师生中影响大，阻止师生揭发右派，成为运动阻力，故非打成右派不可。（《未成文的家训》）

所谓“远权贵”之“远”，自非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更不会有意依附而“攀龙附凤”。——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天瑜师所接触过的当世“权贵”级别之高自不必说，各界的所谓“名流”们仰慕先生之道德学问者，更多如过江之鲫。在滚滚红尘之中，先生一向襟怀洒落，无论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士，“循循然善诱人”，恬淡处之，一律平等无别。先生在《未成文的家训》中自道心曲谓：

我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再拒绝“进京任职”（因此避免了日后的种种麻烦），又在年、年两拒校长任命（因而得有时间精力专务学术），几位兄长和我妻子都支持这种抉择，此皆冯氏家教的余韵流风。（略需说明；进京任职、当校长的，好人多多，作出有益贡献的也不乏其例，只是我于“当官”无兴趣，故辞谢之，这只是说明家教影响力之深，决非自鸣清高，更无推广上述作法之意。）

就笔者多年来耳闻目睹所见，这种人生境界，“知易行难”。许多人（尤其是学界中人，甚至包括方外人士）虽平日标榜“自由”或“道统”，然观其所行则未必一致，甚至不乏截然反之者。——因此尤感到，天瑜师“远权贵、拒妄财”的人生态度，确确实实早已内化到了精神生命的深处，故能如鱼饮水般自然而然地“知行合一”，自当早有“家学”传统之濡染。

必须注意到，与之类似的精神境界，民国时期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章氏本人而言，“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④]晚年太炎隐居苏州，讲学之余呼吁抗日救国，为此亦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拉拢或威胁，但至始至终我行我素，毫无所动。黄侃先生从青年时代则已以“儒侠”为己任，他在《释侠》一文中说：“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平均之象，侜兆而弗见，则怨讟之声，闻于九天。其谁拯之？时维侠乎。……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于斯？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烝民之失职，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其平生嬉笑怒骂，傲视群伦，更多见掌故之载。若太炎其他弟子，鲁迅先生号称“骨头最硬”，不仅现诸文字著述，其早年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拉拢嗤之以鼻，晚年时甚至拒绝了蒋介石本人的会面约见；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更与“最高领袖”蒋介石因学生学潮事当面发生冲突，怒斥蒋氏“你就是新军阀！”……吾人今日读“章黄学派”中的有关掌故，实若一部新《世说新语》，魏晋高士之神情风采，宛然现前，令人神往。

这种精神境界，或即儒家所谓之“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与“狷”实为同一种人格精神的一体之两面，在“章黄学派”中，“狂”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冯氏家族对“远权贵、拒妄财”身体力行，则更多地表现出“狷”的一面。这是民国以来，乃至数千年以来，中国“士”的精神中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

二、从“六经皆史”到“元典皆史”

冯氏家学，博通四部，由博而约，然从入之途，则以“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之乙部立基。永轩先生平生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和楚史，精心收藏考证古文物，代表作有《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西北史地论丛》、《楚史》等，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天瑜师平生亦以文化史命家，然实则学贯三教诸子，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仍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大传统之流衍。

此一脉络，追溯于前哲，实“清学正统派”现代转化，亦可于“正统派之殿军”（梁启超语）章太炎之学中，草蛇灰线，可资寻绎。——太炎平生虽以经学立基，然所宗为古文家“六经皆史”之说，他认为“六经”皆为古人载史记事之书，与后世史书无本质区别，他明确指出：“六经皆史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史。《诗经》大半都是为国事而作，……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由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⑤]以六经载具微言大义之“道”，则是今文经学的看法，章太炎对此一向是明确反对的：“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⑥]——由经学入史学，又由史学以解经学，无论章太炎本人还是黄侃等及门弟子，于此大抵存有共识。

天瑜师《中华元典精神》等著中，于前贤“六经皆史”之说，更有进一步的发扬，提出“元典皆史”这一重要命题。

所谓“元典”，这是天瑜师首创之文化观念，现在早已成为海内外文化学术界之一通行“关键词”，先生谓：

各个文明民族都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既不是混沌的“儿童时代”、幼稚的“少年时代”，也不是成熟的“壮年时代”）创造自己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奥义》和佛教藏经，波斯的《古圣书》，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圣经》（犹太教、基督教共有的《旧约全书》与基督教的《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被相关民族或某一文化圈视作“经典”、“圣典”，也即“元典”。[⑦]

就中华元典而言，大体正值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中国也有学人记史、载思，初作于西周王官，再创于散落民间的东周诸子，形成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枢机，博议于诸子（《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群籍，我们称之‘中国元典’”（《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弁言》）天瑜师认为，无论是中国元典还是域外元典，皆有其历史性，亦皆可还原为历史典籍，由此方可破除先民对于元典过分神圣化之迷信藩篱，回归其作为文化“大典”、“善典”、“美典”的本来面目。

天瑜师在有关“元典皆史”的论述中，于章太炎有关“六经皆史”的阐释，时有征引印证[⑧]，由此亦可见，“元典皆史”与章氏之“六经皆史”，确乎可谓一脉相承。

三、不主故常、平视诸子

天瑜师在《中华元典精神》中，不独视《诗》《书》《礼》《易》《春秋》为元典，举凡先秦道、墨、法等诸子书，乃至后世之“中国化”佛典，认为其皆具元典性。先生明确指出：中华元典并非仅有儒家“五经”及《论》《孟》一路，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墨家经典《墨子》，以及“中国化佛教”的《法华》《华严》《坛经》等经典，共同汇聚为中华元典的长江大河。——理解中国文化，自应着眼于其全体大用，儒家虽为两千年来之定于一尊之“官学”，然道家的“无为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法不阿贵”，乃至佛家的“同体大悲”、兵家的“上兵伐谋”等精神，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端绪。——不仅如此，即使作为中华元典的“五经”，亦为“郁郁乎文哉”之两周文化结晶，孔门虽有“传经”之功，然五经本非儒门所专有，先生指出：

汉代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五经”看作儒学经典。其实，《诗》、《书》、《礼》、《易》、《春秋》等中华元典并非专属儒家。《庄子·天下》以“古之道术”称呼这几部典籍，是颇有分寸的，因为它们是诸子百家“方术”的共同渊薮，而不是儒家独占的源头。先秦时，这几部书被视作社会的通用教科书，不仅儒家以《诗》、《书》、《礼》、《乐》为教，墨子以《诗》、《书》教诲弟子，阴阳家研习《易》理，也是耳熟能详的事实；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则对元典各有取舍，如孟子学说源于《诗》、《书》，其后学又吸取了阴阳五行之术；荀子学说源于《礼》、《乐》，并收纳名、法二家。[⑨]

这里必须谈到的，是天瑜师对儒学的总体判断，向不同于晚近“新儒家”的“本位论”，而是既承认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民本主义”的可贵价值，也同时深刻认识到儒家“爱有差等”，重“人”而轻“民”的历史局限性，乃至儒学作为两千多年皇权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毕竟始终作为“为君牧民”之术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先生强调：

以“德治”为手段，以“保民”（保有对民众的所有权）为目标的民本思想，大体上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的一种富于政治远见的思想，是着眼于“人”的万世基业的一种深谋远虑。孔丘所创立的原始儒家，代表着“人”（治民者）的根本利益，承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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