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诞生于公元前年，仙逝于公元前年，乃是春秋末年的一位卓越哲学家。他犹如一位智者，汲取了此前两千多年文明的精髓，将其总结、提炼并升华，为中国文明铺设了新的基石。
若要深入探究孔子的哲学思想，我们首要之务便是厘清资料的边界。在浩如烟海的先秦典籍中，孔子的言论俯拾皆是，以“子曰”“子云”或“子言之”等形式流传下来的智慧之语数不胜数。除了《论语》这部集中体现孔子思想的经典之作外，《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易传》以及《礼记》等典籍中，亦不乏孔子的言论。
然而，要分辨这些言论中哪些是孔子本人的原话，哪些是其后学对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甚至哪些是后人的杜撰之作，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确保研究的信实可靠，我们在此以《论语》为蓝本，将其作为理解孔子思想的文本基石，力求勾勒出一幅真实可信的孔子哲学肖像。
一 关于《论语》《论语》一书，显然并非出自孔子之手，而是他的再传弟子们共同智慧的结晶。当书中提及有若和曾参时，总是以“有子”和“曾子”之尊称相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此书乃是由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领衔编纂的。
至于《论语》的成书时间，虽然难以精确到具体年月，但我们可以从书中的记载窥见一二。书中记录有曾子临终前的教诲，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论语》应当是在曾子辞世之后方才编纂完成。曾子的离世，大致发生在公元前45年前后，这为我们划定了一个成书时间的上限。至于下限，虽难以确定，但想必也不会相隔太远。
曾子作为孔子门下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他的离世标志着亲炙孔子的一代人的逐渐凋零。而这，或许正是《论语》编纂的契机所在。个人以为，《论语》的成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前十篇的编纂显然较早，原因有二：首先，前十篇的篇章数虽有差异，但整体上相对整齐；而后十篇则显得参差不齐，篇幅长短不一。其次，前十篇以《乡党》作为收篇之作，其中详细记载了孔子的日常行事，犹如一幅生动的“行状”画卷。在古代的文集编纂中，往往以“行状”作为收尾，以彰显传主的一生。《论语》的早期编者们在汇集孔子的言论之后，以有关孔子行事的记录作为结尾，实乃合情合理之举。
尽管《论语》并非孔子亲笔所著，但它是学生们对其言行的忠实记录。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论语》中的孔子言论，确系出自他本人之口。以《论语》作为阐发孔子哲学的依据，无疑是可靠且有力的。孔子在阐述道理时，从不故弄玄虚或刻意追求高深莫测。相反，他的言论丰富、朴素而具体，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他的议论虽然并未超越日常生活的范畴，但却蕴含着深刻的人伦日用之道，令人回味无穷。
有些人或许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个富有人生智慧的人，并无深刻的哲学思考或体系。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基于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察，孔子在面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情境时，又怎能展现出那种平正而确信的目光呢？高深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显得抽象而难以捉摸，但孔子却深知，过于玄奥的哲理非但不能给人以具体的指引，反而可能破坏人们赖以判断和选择的常识。因此，他在传授学问时总是力求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这正是他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智慧所在。
二 “不可得而闻”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言非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实乃子贡自谦，言己未得亲聆夫子深邃之论。须知子贡于众弟子中，素以聪慧明敏著称，然尚不得窥夫子“性与天道”之奥秘，或因其尚缺沉潜体悟之质。
孔子教诲，深谙“教不躐等”之道。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乃其教育之精髓。夫子讲述道理，必依学者资质而定深浅，绝不逾越其理解之限。故读《论语》者，当悉心体悟对话之语境，勿轻率将夫子之言视作定论。其中至少应考量三端：一者，对话者资质之异。如问仁于樊迟，则答以“爱人”之浅理；问于颜渊，则深论“克己复礼”及“为仁由己”之道。盖因樊迟质朴，故以浅近之语释之；颜渊聪颖，则须以深邃之思启迪之。今人常以爱释仁，实乃以樊迟之心智度夫子之深意也。
二者，对话者身份之别。如陈司败问昭公是否知礼，此问涉及孔子已逝之先君，本属无礼之举。然孔子以客礼相待，不便不答。故虽心知昭公之失礼，仍答以“知礼”，以维护礼制之尊严。此亦见孔子因时制宜、圆融变通之智慧。
三者，对话者性格之殊。子路与冉有同问“闻斯行诸”，孔子却给出截然相反之答案。盖因子路勇猛果敢，故劝其审慎行事；冉有则退缩不前，故激其奋发向前。由此可见，孔子因材施教之法，实乃针对个人特点而施行之教育艺术。
《论语》中所论之道，多关乎日常生活之“应该”。此等看似寻常之“应该”，实则蕴含深厚之价值根源。价值者，生活道路之指引也，昭示人们应追求何种生活。然在纷繁复杂之社会历史环境中，价值往往受盲目性之影响。有时出于习惯之偶然，有时则因无知而盲从。故每个时代均需重估价值之努力，以明辨是非、寻求真理。
固然，具体之价值取向或随时代变迁而有所更易，然根源性价值则恒久不变。此等具有恒常性之根源价值，必以人性和天道为基础。人之所以应如此生活，实乃因其本质倾向使然，亦符合天道之规律。换言之，正确之生活道路既符合人性之需求，亦契合天道之法则。
吾辈今日探讨孔子之哲学思想，非仅着眼于一般社会伦理及人生智慧之层面，更在于深入探究其对世界、人生根本问题之深刻思考。
三 “性相近也”孔子对于人性的直接论述，犹如一道闪烁的智慧之光，仅仅汇聚于一句言简意赅的箴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深厚的人性探索与哲思。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倾向，这一微妙而复杂的界定，在《论语》的篇页中或许难觅直接的确证，然而从《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深邃洞察，以及《孟子》中“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生动比喻中，我们得以窥见其确凿无疑的佐证。
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孔子并未断言“性相同”，而是审慎地提出了“性相近”的观点。这既展现了他言说的谨慎态度，又透露出他深刻的哲学洞见，这一洞见并非源于纯粹的哲学思辨和论证，而是基于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人的本质倾向的更为明确和深入的阐发与论证，还需我们追随孟子的步伐，方能领略其全貌。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尽管价值基础已呈现出“礼坏乐崩”的动荡迹象，但共同的价值基础尚未从根本上消失。因此，孔子的一生并未遭遇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挑战。这也使得他的论说更多地是直陈所见，而非刻意追求证明和辩护。他洞察到，人的本质倾向虽相近，但现实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性”与“习”这一结构，无疑是孔子人性论中的一大发明。它既揭示了人类相近的本质倾向，为普遍人性基础上的根本价值找到了坚实的基石，又通过指出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后世儒家哲学在人性论上虽各有己见，但总体而言，都未能超越这一基本结构。
尽管孔子指出了人的本质倾向的相近性，但他并未对这一本质倾向的具体内涵进行详尽的阐发。那么，在孔子的思想中，人的本质倾向究竟体现在何处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在《论语》中探寻孔子的智慧之言，以期寻找答案。
四 说和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的首章，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纲领性思想。其中三大主题，犹如三根支柱，贯穿整部《论语》的精髓：一是为学与交友之道，二是言谈与欢乐之韵，三是“为己”之学之真谛。
为学与交友，乃人生提升之双翼。为学，乃个人砥砺前行之基石；交友，则强调以友辅德，共同成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学”之一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象征着人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蜕变。与《老子》所倡导的基于“自然”的“绝学”和“学不学”相比，《论语》对“学”的强调，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思想基础。换言之，《老子》主张顺应自然，接受命运；《论语》则倡导通过学习，开启社会公平之新纪元。当“学”能改变命运的理念深入人心，宗法血缘制度的束缚便逐渐瓦解，为封建制度的终结与郡县制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石。
而“为己之学”，更是体现了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它并非为了炫耀于人前，而是源于内心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因此，即便不为人所知，亦无愠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持续的学习与实践，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灵的成长与喜悦。孔子之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正是因为他深谙此道，体验到了学习带来的无尽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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