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0—公元00年，西汉到东汉）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公元前—公元前87年）

从汉武帝开始，政府注意提拔身份卑微的书呆子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最典型的是犯过罪、牧过猪，年近七十才入仕的公孙弘。这类人缺乏实务经验，却善于把持权力，以皇帝的需要来解释司法，成了神话皇帝的主力军。

窦太后死后，作为汉初指导思想的黄老之术迅速让位于儒家，儒教时代到来了。

西汉的儒教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最初的儒教建立在一本对《春秋》有歪曲的解释性书籍之上，这本书叫《春秋公羊传》。

由于提倡“微言大义”、“大一统”、政治进化论（早期儒家总是向往古代政治的清明，《春秋公羊传》却推崇现世，不注重古代），这一切都符合西汉王朝的需要，《春秋公羊传》成了西汉的《圣经》，孔丘已经变成了公羊。

董仲舒对儒教的改造，是将阴阳学说杂入了儒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试图利用儒教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他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于老天爷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既然老天爷选择了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就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

儒教诞生的同时，作为道家集大成者的淮南王刘安却在儒教的打压之下死亡，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虽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最高成就，却没有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力。道家从此退出了统治哲学。

一个叫作公孙弘的小人物可能永远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飞黄腾达。

公孙弘生于公元前00年前后，出生时汉高祖刘邦还在位。他曾经担任过小吏，但由于犯罪被免职，迫于生活压力只能到海边去牧猪。[1]他与著名的大才子贾谊同岁，但贾谊三十三岁去世时已名满天下，而此刻，公孙弘还只在猪窝里挣扎。

到了四十多岁，这位一事无成的小人物眼看就要卑微地度过一生，他却决定开始另一段冒险：去读书。

当时已经是汉文帝执政晚期，各地的儒家学说有所抬头。西汉时期人们对书籍的占有与现代不同，现在，我们随时可以接触到琳琅满目、品种齐全的图书。但在汉代，由于书籍都是手工抄在竹简上的，书就意味着财富，许多穷人可能终生都见不到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书也充满了偶然，一个学习《道德经》的人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老子，而是他只见过这一本书，没有机会接触到别的。当他把这一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就成了一个拥有学问的人，可以到官府混饭吃了。

由于竹简运输不便，许多人传授学问也是靠背诵完成的，当他口对口帮助学生把全书都背下来，解释一遍，就算完成了传授。

公孙弘住在齐地，在战国时期，齐国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以研究变了味的儒家学说而出名，号称“稷下学派”。

孔子出生于鲁国，因此，在鲁地保存了较完整的孔子学说，那么为什么齐国也成了研究儒家的学术中心呢？这是因为齐国比鲁国更强大，它的国君更倾心于称霸，想以齐国为中心重建国际秩序。在齐王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学者，希望为齐王量身打造一套称霸世界的理论体系。这些学者中最主要是儒家，但也有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根据《汉书》的记载，儒家学者荀子、道家学者田况、阴阳家邹衍，都曾经在稷下做研究。[]这些不同学派的人在一起联合改造了原始的儒家，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也把这一派儒家称为“齐学”，而更加继承了孔子理论的鲁地儒家称为“鲁学”。

在齐地，公孙弘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本叫作《春秋》的书。这本书由孔子整理，并经过齐地文人的解释，在私下传授。

在这些文人中，有一位最著名的叫作胡毋生，此人曾经在汉景帝的手下当过博士，老来回到齐地传授学问。[3]胡毋生的学问是从一位叫作公羊寿的人那儿口对口学来的，而公羊寿的学问得自于家传，他的祖先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之一。

在胡毋生之前，公羊家族传颂的《春秋》是靠口口相传来延续的，胡毋生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文字，记在了竹简上。记载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孔子整理的《春秋》被称为“经”，由于经文写得过于简略，不解释就不容易懂，人们如果直接读春秋经，就像现代人读古文一样云里雾里，所以，公羊家族的人会对经文进行一定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传”。由于胡毋生的“传”是公羊家族流传下来的，所以他写出的解释就被称为《春秋公羊传》。

公孙弘师从胡毋生之后，将《春秋公羊传》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

到了他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了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踏出故乡，去了京城。

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

六年后，窦太后已经死去，汉武帝开始了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到了首都，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却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此后，公孙弘的提升进入了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

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私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有不同意见，最终也总是无条件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首鼠两端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住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

在所有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国的国君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掉了。

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春秋公羊传》，对于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事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在公孙弘办理的荒唐事中，最荒谬的要算两个案子：其一，当时的名臣主父偃曾经担任齐厉王的国相，由于齐厉王与姐姐通奸，主父偃对他晓之以理，齐王却担忧主父偃是汉武帝派来查办他的，自杀了。[4]

这件事本来与主父偃无关，但公孙弘却认为，根据《春秋公羊传》的精神，有一条原则叫作“诛首恶”，一件事情哪怕不是他干的，但是因他而起，他就是首恶。如果主父偃不劝说齐王，齐王就不会自杀，所以主父偃就是首恶。公孙弘以这样的借口杀掉了主父偃，并灭掉了他的家族。这件事也开启了滥杀的先河，汉代的法律由此可以不根据人的行为来断案，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甚至可以牵连到无辜的人。

另一件事与一位叫作郭解的游侠有关。游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他们游历在各个国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不属于任何已有的社会等级，独立于现有的体制。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到来，产生游侠的土壤中断了，他们成了集权政府的敌人，被消灭的对象。

读惯了现代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侠客赞不绝口。郭解就是实际存在过的侠客，他年轻时曾经杀人作恶，遇到大赦，之后痛改前非。他在乡里甘居贫困，却又仗义执言，聚集了大批仰慕他高义的人前来。他虽然只是布衣，在家乡却比官员都有威望，调解人们的矛盾，维持社会正义，不作恶，不杀生。[5]

但郭解这样的人却是集权政府最怕的，担心他成为政权的竞争者。汉武帝在建立他的陵墓茂陵时，从郭解的家乡迁移了一批富户到茂陵居住，郭解由于家贫，并不在被移民之列，但有人故意将他列入了名单。随后，一批官员纷纷请愿说他不应该被迁移。事情传到了汉武帝耳中，武帝大怒，坚持把他迁移了。因为这件事情，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查出将郭解列入名单的是本地人杨季主当官的儿子，于是将其儿子和杨季主先后杀死。另外，在一次打抱不平的事件中，另一个郭解的支持者把骂郭解的一个人杀掉了。

但这两件事郭解并不知情，也绝不赞成人们互相残杀。

当官府将郭解抓住后，经过调查，仍然没有办法判他的刑，因为他不知情。

眼看郭解就要再次被释放。这时公孙弘充分了解皇帝对于游侠的恐惧，他出面的时候到了。公孙弘拿出《春秋公羊传》一查，表示：根据“诛首恶”原则，郭解作为平民百姓却总想做官府的事情，导致人们因为他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比知情更加可恶。

郭解最终死于公孙弘刀下。

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代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人们只通过《公羊传》了解《春秋》，所谓利用《春秋》精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在《春秋》决狱中，汉代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6]“原心定罪”[7]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公孙弘时代，正是《春秋》决狱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制造了出来。而他本人的飞黄腾达，也反映了汉代儒教兴起时期的混乱现实。一个毫无实际经验的人凭借一本书当上了丞相，并轻率地行使着权力。

但是，人们心头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喜欢他，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这就要提到汉武帝时期儒教的兴起，以及公孙弘学习的那本《春秋公羊传》如何成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熬过秦火的儒家

公孙弘当政时期，恰好西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西汉前期，以黄老之术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一辈的死去，黄老之术却遭遇了危机。

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支持黄老之术的人死光了。最后一个黄老的支持者是汉文帝的皇后、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主政的窦太后。窦太后经过汉初的混乱，知道社会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以及政府放手让民间处理自己的问题。

窦太后死于公元前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她死后，武帝开始亲政。汉武帝出生于文景时期的太平盛世，对于汉初的动荡没有任何感受，反而生长在深宫大院之中，对曾祖父刘邦充满了崇敬，并将他神化。在他心目中已经把刘氏当皇帝当作了理所应当。

但是，不管是法家还是黄老之术，都不能在理论上提供刘氏必当皇帝的依据。黄老之术只是告诉他：做到无为就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就是好皇帝，好皇帝就不会被赶下台。在它们暗含的条件中，刘氏的皇帝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并且有可能在未来不称职时就被免掉了。

年轻的汉武帝没有曾祖父的军功，也没有祖父的宽容，年纪小小的他当上皇帝更缺乏合法性基础，他需要人们给他编造一套新的理论，将皇帝神化，来证明这个皇帝是注定的，这个要求已经越来越迫切。

当黄老之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时，一个在野的流派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野派别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的公子哥儿注意，他们出身于官宦家庭，沉浸在飞车走马之中，希望能够永远占有众多的社会资源。这些公子哥儿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代表[8]，他们分别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和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是由于窦太后的压制，暂时无法将黄老之术取而代之。

这个在野的派别，就是儒家。

在叙述儒家在汉朝得势之前，不妨先看看儒家是如何熬过了秦朝的毁灭性打击，在汉初流传下来的。

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从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颂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非洲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也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也是依靠口口相传的。例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是通过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春秋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了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了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传了五代，给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春秋公羊传》变成了文字，脱离了口口相传时代，记在了竹简上。到这时，已经是汉朝了。不过，口口相传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传颂，文本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除了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在李斯的意见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将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书籍（医学、占卜、农业），在他看来，研究社会学是没有必要的。[9]

经过焚书之后，儒家的典籍已经彻底零散了。

孔子之前的周代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10]，这些技能是一个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如何行礼和奏乐，如何射箭和驾车，以及书法和算数。

表1　孔子之前的周代教育体系——六艺

孔子对于六艺也非常精通，他的弟子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六艺教育。但到了晚年，孔子根据周代的文字，将经典进行了整理，又形成了另一个体系——“六经”。

从本质上说，“六经”只是“六艺”的一个子集，六艺的内容涵盖了现代教育中德智体三个方面，其中礼、乐对应着德，书、数对应着智，射、御对应着体。而六经则更加局限在德这一个方面，只专注于将这一方面更加深化。

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中的礼、乐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却加深了，前者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生活礼乐规则，而后者要对社会中的礼仪和乐理进行完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礼乐之外，《诗经》和《尚书》都是记载人们言行的书籍，《诗经》记载各地的诗歌，而《尚书》则是古代重要政治文献的结集。《易经》研究世界运行规律，而《春秋》则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则。

在六经当中，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别，其中《春秋》是最简单入门的，也是学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之后按照乐、礼、诗、书，由易到难，而《易经》则被认为是最难学的。

从六艺变成六经，可以看作儒家形成的标志。六艺是周代留下的教育体系，也是前儒家时期的教育体系。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加强了理论学习，强化了“礼”的地位，也弱化了读书人的动手能力，将“儒”和武士、匠人区分开来，专门以思想维稳为目的来培养人才。

秦朝是以法家为基础构建的统治体系，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感兴趣，将儒家的书籍也和其他家一起烧掉了。由于古人的教材是竹简，昂贵且册数有限，秦始皇又可以下令地方官员，到各地的读书人家去搜剿，经过焚书之后，许多书籍只有少量的残卷躲过了焚书。

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六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11]其中关于乐的典籍已经彻底亡佚，不可恢复了，从此以后，六经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五经。

《诗经》由于它的传唱特性，保存得较为完整。在西汉时期，有四个人通过记忆将诗经保存了下来，分别传授和解读。这四人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分别培养弟子，形成了派系，后人将他们传承的诗经和解释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四家，他们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也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分别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代，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并没有被焚毁，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胜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国官员来搜剿书籍时，伏胜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了墙壁内。经过了楚汉战争的混乱，伏胜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至于《礼经》，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一位叫作高唐伯的鲁人传下了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士礼》只是一部流程指南。如果一个厨师要写一份菜谱，他会对每一道菜注明材料的分量、调料以及用火，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士礼》则记载了各种士人在各种礼仪场合应该做什么，流程应该如何进行。它不做解释，只写流程，现代术语称之为脚本。

但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著作来替代，这部脚本就被人们奉为经典，改名为《仪礼》，也称《礼经》。

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春秋》虽然是最简单的，却是学习最广泛的学问之一。但《春秋》所流传的情况也出现了混乱。按照班固的记载，传习《春秋》的一共五家，但只有三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了下来。

三家中，以《春秋左氏传》写得最好。剩下的两传如同现代的教书先生，逐字逐句地向读者解释难点、段落大意，或者背后隐藏的义理，枯燥无趣，只有左氏传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由于《春秋》经文写得过于晦涩，在汉代已经需要人讲解才能看懂。《左氏传》采取的讲解方式是：既然经文太简略，讲解时就将经文丰富起来，讲成情文并茂的小故事，读者自然就理解了经文的意思。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却总是相信《春秋》除了是历史之外，实际上隐含了各种各样的人间至理、微言大义，他们不断地琢磨着词句，寻找语言背后的意思，就如同看人先看屁股，结果发挥来发挥去，反而失去了对“真”的把握。

在汉武帝时期，《左氏传》由于流传不广，人们知之甚少，而《谷梁传》也缺乏有力官员的支持，无人问津，只有《春秋公羊传》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为西汉王朝前期最著名的书籍。再加上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基础，最后《公羊传》就代表了人们普遍认知的儒家学问。

那么，为什么《公羊传》如此受重视呢？

从孔丘变公羊

现代人谈到汉初的哲学思想时，常常会举例当时编撰的《礼记》《淮南子》等书，以及贾谊、董仲舒等人，很少会想到《春秋公羊传》，但实际上，《公羊传》才是汉初影响最大的哲学书籍。

说它是哲学书籍，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它只是《春秋》的注释。比如，《春秋》经文记载于鲁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会逐字逐句不厌其烦地作解释：“元年”是哪一年？是鲁隐公即位的那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1]

但这样一部注释书为什么成了汉代哲学的基础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相信，孔子编撰的《春秋》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道理，所谓“微言大义”。

仍然以开篇第一句话为例，其中有三个字“王正月”，什么是王正月？其实就是正月，也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十一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但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前面加一个“王”字呢？《公羊传》考证说，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表示这个正月的规定是周文王当年制定的，之所以要在书的开头提一下周王，是表示虽然《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天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要尊重周朝的“大一统”。[13]

大一统的提出，表现了《公羊传》对集权政治的迷恋，到底这个观念是最初子夏讲给公羊氏的，还是到了汉代由人根据皇帝的喜好攒入的，则无法考证了。

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春秋》经文已经结束后，《公羊传》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认为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这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到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学习治国之道。[14]

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了一本包罗了所有政治智慧的政治百科全书。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具有如同《圣经》和《古兰经》的地位。

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者们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玩味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但是，公羊学者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代皇帝最焦急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在《公羊传》中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

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帝国不再被认为是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第二，《春秋公羊传》提到了历史“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从亲历者口中直接获得材料；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到了董仲舒手中，将“所见”“所闻”“所传闻”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世”，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世”，后三个国君是“所见世”。[15]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又把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16]

这样，从《公羊传》的含混说法，就变成了有名的三世说，而且越到近来越是太平，这种进化论的思想与大部分人对古代的崇敬不同，实际上是为了给皇帝贴金，却让皇帝更加喜欢《公羊传》。

三世说到东汉才正式形成，但在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口中，已经明显暗示了这样的进化。

第三，由于公羊学者相信书里隐藏着大量的“微言大义”，结果汉代人就把这些微言大义引入了法律系统，成为断案的一部分。比如，在本章开头公孙弘就善于利用《春秋》来断案，但公孙弘所使用的所谓《春秋》，实际上就是《春秋公羊传》。当《公羊传》被引入实用领域之后，它的地位就越发不可动摇了。

就这样，公羊学者们就把《春秋》这样一本历史书，利用阐释的力量，变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圣书”。至于怎么阐释，由于《春秋》过于晦涩，而《公羊传》也不算清晰，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这个裁量权不属于普通人，只属于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

实际上，《公羊传》由于经过多年的口头流传，早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春秋》，而是充满了讹误和模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孔、非古、非史、非现代。

《公羊传》流行的时间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景帝时期是一个多种思想交锋的时期。这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窦太后坚持的黄老之术，但大臣中间已经很多人开始成了《公羊传》门人。

汉景帝时期，皇帝就提拔了倾向于儒家的卫绾担任了丞相。到了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更是引入了大批的儒党占据了高位，甚至有人提出让年老的窦太后退居后宫，不再参与政事，引得窦太后大怒，做了最后一次反击，贬斥了他们。

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说，借着孔子的外壳，开始为皇帝服务了。

儒教的诞生

《公羊传》之所以成为官方学问，除了它本身理论上赞成大一统，又持政治进化论观点，同时很容易被皇帝扩展用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位学习公羊学的大臣极力推广。

当《公羊传》由胡毋生传给公孙弘之时，在赵地，另一位学者董仲舒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接触到了《公羊传》[17]。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成了将《公羊传》引入朝廷的最得力之人。

不过，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更加重视理论化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羊传》虽然很适合给皇帝寻找合法性，但是《公羊传》的文字里并没有直接说汉代皇帝就是合法的，只是人们根据它的意思引申而来的。要想让汉代皇帝彻底合法化，必须去写一本当代的新书，专门为皇帝服务。而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简单地说，公孙弘等人借助《公羊传》找到了一条将皇帝合法化的路径，而董仲舒则把这条路走了下去，走到了终点。他要从理论上将皇帝神化，将皇帝与天等同。从此以后，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这就是“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的观点大都记载在他的几篇奏章和一本著作之中，最重要的是那本著作《春秋繁露》。所谓繁露，指的是皇帝冠冕上的珠串，《春秋繁露》，实际上就是“春秋杂谈”的更文艺的说法。

现代人翻看这本书，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读后感，是董仲舒读完《春秋公羊传》之后的感想和总结。作者一开始是想紧贴着《春秋》去写，像《公羊传》一样注释一遍《春秋》，但写着写着，就慢慢地变成了随意漫谈，东一扫帚西一耙子，零零散散围绕着他自己的“大同社会”谈开，既包括读后感，也有各种礼仪的操作性规定，如同一本杂集，由于缺乏统一主题，只好起个名字叫作《春秋繁露（杂谈）》。

董仲舒的文笔也缺乏同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文采，显得晦涩和干干巴巴的，如果不是它的影响力，这只是一部三流书籍。汉朝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甚至在选择经典时，人们也往往不会想到它。但就是这本书，却是汉代人认为的最经典著作，远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上，它代表了儒教的诞生。

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一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这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把儒教和孔子时期的儒家做一个对比。现代人喜欢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说成哲学流派，但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隶属于不同的学科。

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划分了许多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文学、语言、政治、历史等。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学科，但是，古人划分学科的方法是和现代不同的。

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18]将当时比较大的学问分成了十家，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这就是“诸子十家”。这所谓十家，其实是十个学科，每一个研究的侧重点都不相同。比如，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研究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属于现代的文科范畴，当弟子询问的问题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就不做解答了。最典型的是“未知生，焉知死”[19]“子不语怪力乱神”[0]，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是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鼓吹的是哲学，却对具体的社会、自然一概不感兴趣，也不做研究。

墨子代表的墨家研究的是工程技术，同时发展了一定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虽然也对社会学感兴趣，但世界观带着浓重的工程师味道，显得有些幼稚，带着社会主义色彩。

管子、韩非子等人更







































北京有什么地方治疗白癜风
北京有什么地方治疗好白癜风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jj/173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