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法家大家就会想起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但他并不是创始者，稷下学宫的慎到对于法家的启蒙发展功不可没，韩非子的成就是建立在慎到等前人的基础之上的。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法家的起源和道家是有很大的渊源的。老子有一个叫环渊的弟子，听说齐国有一个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于是他带着老子的思想从楚国来到了稷下。据说是他整理了老聃语录，写成《道德经》上下篇，现在已无法考证，但是他到稷下学宫后影响了两个重要人物是毋容置疑的，他们就是慎到、田骈。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游学于稷下，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据说晚年楚襄王时去过楚国，为楚（顷）襄王傅。但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可靠，具体如何现已无法考证。《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实际上其思想道法结合，是从道家出来的法家启蒙者，法家重要创始人。著作有《慎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也有人说是四十五篇。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慎到与屈原约略同时，但其政治思想似乎完全相反。慎到有贵族思想，反对尚贤。而屈原则有儒家思想，主张任贤。《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又述其言曰：“无用贤圣。”《荀子解蔽篇》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又走向了极端。在慎到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有学者认为慎到有“齐物弃知”的主张，因为庄子的《天下》篇中记载：“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公正而不阿党，平易而无偏私，排除主观的先入之见，随物变化而不三心二意，没有顾虑，不求智谋，对万物毫无选择地随顺，和它一起变化，这是古代道术的内涵之一。彭蒙、田骈、慎到对这种道术很喜欢，以齐同万物为首要，说：天能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地能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大道能包容万物却不能分辨。知道万物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所以说：选择则不普遍，教导则有所不及，大道则无所遗漏。所以慎到抛弃智慧去除己见而随任于不得已。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最后走向法家。无论是“齐物弃知”还是“贵势，尚法”，慎子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他把国家职能规范化，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上的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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