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孟德斯鸠在论罗马盛衰缘由时曾说：“在好的法律和适用的法律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好法律是要使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适用的法律则是要维持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权力。”换言之，孟德斯鸠认为，使一个民族变强大的法律，和治理这个强大民族获得的帝国的法律，是彼此不同的。如果借用孟德斯鸠这两个奇怪的术语，那么我们可以说，进文对荀子见秦昭王的解读所揭示的荀子睿见，就在于“好的法律”与“适用的法律”之间的差异。但进文分析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荀子的智慧并不止于这一分别；相反，荀子要做的，是要把这彼此“大有区别”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不妨大胆地做个类比：进文笔下的荀子，就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同时是《君主论》和《论李维》的作者。说荀子“不是先秦时代的殿军，而是大一统时代思想的开创者”，诚然！荀子（－BC），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一代儒宗，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所处的时代较儒家另一著名宗师孟子稍晚。他又是一位在历史上极负争议的人物。荀子所处的环境已大不同于儒家初期的孔子时代，[1]战国时期残酷的兼并战争，已不同于以争夺霸权和人口为目的的“无义战”之春秋时代，统一的目标已经确立，即使是孟子也已不再将重建礼乐征伐秩序的任务寄托于周天子身上，“定于一”者，行仁政者为之。与孔孟等儒家宗师所不同的是，荀子对时局的观察更加深刻，不再拘泥于不敷世用的道德礼乐之上，显得更加通达透彻，政论主张也极具可行性。虽然荀子生平持论不与孔孟尽同，但主张于“重法”强国之际不忘以礼义之言易强暴诡诈之术，契而不舍，贯彻如一，不失为先秦儒家之后劲。但“正名”等主张则开启借国家政治之势，力臻达学术思想之统一的先河，弊亦随之。况且其身处兼并战争行将结束，专制统一隐隐而现的时代，所思所虑，不仅仅是当下的治平问题，更有对后世规一道统何以为国的忧虑。而有睹当世当国者，重道德而不重权势者宗庙覆亡，重君主之权势而罔顾道德者无法应对统一后的形势，他所提出的隆礼重法主张，韩非、李斯佐成秦治，片面重法，一方面是其理论上的不自洽性，另一方面则成为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荀子声名深受其累，不能不说是不幸之所在。荀子相较于“春秋之中，弑君者三十六，亡国者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孟子荀卿则是更为复杂险恶的环境。“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荀子不同于孟子者，在于国际局势的变化，“齐夺梁霸之局面已转为赵代齐强，而秦势更趋壮盛，并吞六国之期亦愈迫近而已。”[3]因周文疲敝[4]而兴起的诸子争鸣，虽然至战国晚期愈加激烈，是非樊乱，议论百出，但也因政治统一的明朗而趋向转移，呈现出渐具统一的趋向。[5]面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孔子尊周之主张不复具有现实意义，孟子所求的是新王之崛起，但其拘泥于不嗜杀者一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瞩目魏齐，甚至积弱如宋，地小如滕，都犹言尧舜，劝师文王，其说难以实现。那么荀子则深察世变，慧眼独具，两次入齐，主政稷下，三为祭酒，谏齐湣王修礼义；出楚入赵，与赵孝成王、临武君议兵；特别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为“儒者不入秦”的陈规所限，西行入秦，奏对应侯范睢，会秦昭王，阐释治国之道。虽然其言不为用，但在与秦昭王的会谈之中，他所提出的主张与思索的问题，则成为日后政治哲学的源流，而荀子并非迂阔不同世变之人，其所一再坚持的治国不可无儒，也不能仅仅从表面上进行肤浅的理解，更应从其全部主张之背景下，投射到时代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梳理其理论内部的张力与矛盾。而荀子的特殊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是先秦诸子里面唯一一位亲身考察过被目为“虎狼之地”的秦国并提出具体建议的人（身陷囹圄的韩非除外），也不仅仅在于他以一代儒学宗师而成就了韩非和李斯两位一从理论以从实践上“佐成秦治”的法家弟子，更在于他对政治的主张，成为统一后的切实实践，而其之所忧虑，则成为现实，他为避免儒家空言道德和法家急功峻刻的理论设计，竟然完全落空，这固然有后世对荀子思想的误解，更有其理论的不周。如果放在这种背景之下，考察荀子与秦昭王之间的对话，便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荀子于秦昭王41年（BC）入秦，时距战国时代最为惨烈的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尚有六年，而兼并战争的残酷时每个思想家所必须面对的。荀子与秦昭王的会谈并不成功，“儒无益于人之国？”[6]秦昭王直截了当的发问，虽并无对当世大儒的轻蔑，事实上，秦昭王求贤若可，五跪而得范睢，但也深深流露出对迂阔的儒者极度之不信任。荀子似乎对于秦昭王的会面从一开始就不抱乐观。入秦之前，虽然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执学术界之牛耳，但以富国强兵为急务的列国，“苏、张一派，专务仕进，猎利禄，其行谊最卑鄙”，而荀子对自己的学说主张亦有清醒的认识。在此之前，荀子在齐时曾向齐湣王进言，行王道政治，争取—统天下。“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7]之所以建议行王道，乃是因为齐强，“霸必有大国”，行王道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具备行王道统一的条件，但齐在吞并宋国之后，兵势强盛，居功骄傲，听不进荀子的建议。燕国打败，齐湣王身死。在荀子看来，“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戳，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共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8]但是现在所面临的由春秋时“不与中原会盟”，被目为戎狄之国，经商鞅变法急耕战之务，不修礼义而骤然强大起来的秦，并不知礼义为何物，商君的政令施行百年，其合理性也并未受到怀疑，“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9]那么，在荀子看来秦昭王的提问，与其说是秦昭王的虚心求教，不如说是深深的怀疑。秦昭王画像从秦昭王的立场而言，秦昭王时代（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秦国从大国迈上头等强国的地位。秦昭王执政五十六年，是历代秦君中在位期最长的一位。昭王曾为人质于燕，在任前期，其母宣太后当权，贵族外戚骄横，大权旁落。昭王四十一年()，也就是与荀子会谈的这一年，采取断然措施驱逐专权的贵族外戚，废黜太后，大权独揽。前期魏冉为相，日益东进，“天下皆西向稽首”，而此时则任用范雎，确立远交近攻谋略，成功的外交策略和凌厉的军事打击，使秦疆域之大，六国罕有匹敌者，楚、齐、赵三强被秦严重削弱，楚、赵几乎被灭国，“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10]在以后不久（公元前年），秦连续伐韩击赵。“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纵，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於周”，[11]一举而将东周这一宗主国灭亡，此举不仅表明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已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政治秦国在贯彻施行商君富国强兵政策，向兼并统一大业迈出关键一步之时，踌躇满志的秦国君臣对名满天下的荀子的来访，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热情，无论是秦昭王还是应侯范睢，因而，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的提问，与其说是个疑问句，不如说是个判断句更为恰当。战国七雄然而通过荀子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希冀的并非是当下秦国的改弦更辙，放弃富国强兵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的主张何行动，而更多的是对秦政的建议与希望。“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12]为何要在秦王面前凸显儒者的作用？要理解这句话，需要分析荀子在见昭王之前的序幕——与应侯范睢的一番对话，“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认为，“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13]虽然如此，秦政有个致命的弱点——“则其殆无儒邪！”秦昭王显然对这次荀子的来访并不感兴趣，如果不是史书记载的阙漏的话，则是秦昭王并没有理解荀子在他面前推崇儒者作用的背后意思。在荀子论述完儒者当国的种种益处之后，昭王曰：“善！”善则善矣，却是迂阔不堪，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百余年前，另一位人物——商鞅见秦昭王的祖父秦穆公时的场面，“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14]那么，秦昭王这一声言不由衷的“善”，则表明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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