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孟子

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孟子在中国获得了最高的声誉。他的中文名字是孟子——Mencius是西方人给他起的拉丁文名字，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前年。他在两个方面补充和发展了他的老师孔子的学说：一方面，他通过发展出一整套特定的人性论观点，试图为儒家思想赋予一种心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诸侯的政治顾问”。

孟子的人性论观点非常简洁：“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我们自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我们只需用心去挖掘其宝藏，便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我们并不需要去观察自然（如老子所要求的那样），我们甚至也不需要以智者为榜样，因为他们和我们并无不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拥有一把打开通往和谐的生活之门的钥匙，这种和谐生活的实现自然而然地会带来一种秩序井然的社会秩序。

孟子也认识到，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遵循以善为本的原则行事，那原因也并非在于其内在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的声音——而在于外部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在于社会秩序的不完善，在于统治者的失误。

因此，孟子的兴趣转向了政治思想。这位坚信人性本善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社会批评家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家（倘使这在保守的儒家思想范围内是可以想象的）——这与后来的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是卢梭的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孟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并没有脱离其老师孔子的思想轨迹，他也同样摒弃战争，在他看来，从未有过正义的战争；他也反对追逐奢华生活和挥霍公共财产。他与孔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关于臣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民主政体相比，他更喜欢君主制度，因为为了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在民主政体下必须教育国家中每一个人，而在君主制度下只需诸侯自己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尽管如此，在孟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而在于臣民。臣民的幸福安康是头等大事，统治者并不重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他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一个统治者不履行他为大众谋福利的义务，那么臣民随时都有权利和义务废黜他，并且甚至把他处死。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接着问，如果一个狱卒没有能力维护监狱的秩序，那该怎么办?王说，那就把他解雇。孟子又说，如果整个国家秩序混乱那该怎么办呢?王顾左右而言他。

可以想见，孟子关于革命权力的学说并不会总是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他的画像和著作间或会被从孔庙中清除出去。在中国历史上，他的这一思想也经常被付诸实践。

2．荀子

荀子和孟子是同时代人，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前年。在人性的问题上，他持一种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不仅在人性论以及在教育和法制问题上与孟子截然对立，在对于我们周围的自然界这一问题上，他们也意见相左。在孟子看来，我们几乎不必注意外界自然，而应该反观自身，而荀子则认为，人应该控：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3．《中庸》

在孔子的伦理学理论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他的“中庸”思想。在孔子的孙子编写的《中庸》一书中，这一思想发生了形而上学的变化。在这里，中庸不仅是君子和圣人的处世之道，而且还是万物的普遍原则——不过我们不清楚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孔子本人的，有多少成分是其孙子的。中和被认为是一种宇宙法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作为宇宙法则的无所不包的“和”应该在我们人自身之内才可实现，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中庸》的伦理学思想带有某种崇高意味，“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这与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几乎是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