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爸大多时间在爷爷奶奶家，别人眼里他是个大孝子。我妈这边有事，他通常帮不上忙。我妈抱怨我爸不顾家，弄得我情绪也不太好。学了心理学后知道，结婚了，夫妻关系应该成为生活的核心。夫妻有矛盾，一方向孩子抱怨对方会让孩子吸纳很多他无法承担的痛苦。长大后，我和我爸讲，你明知道爷爷奶奶不讲道理，为什么还要这样纵容他们呢？我爸说，唉，你爷爷那个性格就是那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意思是说他搞不定，所以只能这样。我爸从小被爷爷打压，我爷爷说一，他就不敢说二，让他回去，他就得回去。我妈不痛快，一次次沟通无果后演化成长久的抱怨。她会说一些很绝的话，比如“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恨死你爸了”，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也会被感染。爷爷奶奶最喜欢我爸妈，因为她俩最孝顺。赡养老人的责任应该平摊到每个孩子头上。就是因为爸妈心软，顶不住，其他家庭成员更可以不管了，最后弄得自己心里不爽。我理解我妈，做了好人，又不敢当好人，觉得付出亏得慌，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在邀功。不做好人，又无法容忍道德的焦虑，心软。这当然痛苦。这样一种性格，在我的观察里，源于俄期的受困。孩子在同父母的三元关系中没能成功习得一种非常重要的感受：当我不能满足他人，或满足自己的正常需求而对他人带来无可避免的影响时，他人依旧可以过的很好，我同他人的关系也可以依旧很好，他人不会怨恨，嫉妒和打击我。这样，内疚感就可以得到缓解而被转化，在她以后的人际关系中，就能以更成熟自然的方式满足自己，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很多家庭，父母的功能并不好，婚姻关系不好，自己生活的也不好，会让孩子的内疚感无法得到转化，内心里会有实现自己的欲望和做个好人的冲突，形成一种来来回回，犹犹豫豫的性格。这种人格就是神经症人格。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每次我妈抱怨时，就会说是自己太好了，太付出了。把不幸福的归因推给自己太善良，心太软是错误的。同样，责怪自己心太软，对于改变心太软的部分不会有太大帮助，反而会令自己受伤。许多以心理学为名的心灵鸡汤正在传达出一种错误的信息：无法拒绝和过度付出，是不够自私导致的。善良是一种美德，是人之为人的起点。光善良是不行的，善良但愚痴，对自他造成的伤害未必比不善良的人少，但绝不应该否定善良的意义。一个人太善良，没自我，试图通过变自私来解决问题，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不是中道。实际没自我也无法直接转化为自私，一个原本没自我的人变自私是通过其他心理动作完成的。一种流行的观点把中国人的过度善良归因到儒家，认为是儒家的文化造成了中国人心理上不够独立，自我不够分化。要批判儒家，先来理解儒家的逻辑。儒家重视家庭生活，最初学习到“仁”的品质正是从亲子关系开始的。父母与孩子血缘联系里蕴含着的感情，就是“仁”。血缘的心理意义是自我的延伸感，一个人天然把另一个人当作“我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父母痛苦，孩子才会痛苦内疚，孩子痛苦，父母也会过不好。这种分享基于血缘，动物也有，“虎毒不食子”，凶恶的畜生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幼子，因为伤害孩子就是伤害自己。儒家把“尊亲”看成一种近乎人人都有的本能行为：在舟车人力所能抵达，天空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霜露凝结的每一个角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所以孩子爱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心理学的发现也是这样，孩子天生对父母忠诚。儒家强调的“孝”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这种本能人人都有。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一切其他好的关系都是从孩子爱父母这件事上开始的。一个人先做到“入则孝”，爱父母，不断扩大至“出则悌”，爱兄弟，再到“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把别人当作自己看待，同别人分享自我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同更多人分享自我感的士之爱，像杜甫，范仲淹，苏轼身上都有这种东西。如果连父母都不爱，最基本的人伦都丧失，一个人还怎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建立一套道德体系，需要找到一个人性的共识，简单说就是你有我有，我们大家都有，都承认的东西。有了这个底线，再往上去建筑，“孝”就是这个共有基础，从中衍生出其他关系的规范。孝里面的忠诚可以被君臣关系汲取，这是“忠可移于君”，对待母亲汲取了事父的爱，对待君王汲取了事父的敬，这是“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在孝的基础上，尊亲衍生出自尊自爱。儒家是这么想的：身体发肤是父母给的，所以爱父母的人不能随便伤害自己，自残自杀不行。父母还活着，不登高临渊，做危险行为，不拿自己的生命去讲哥们义气。要立身行道，光明正大做人，让父母感到骄傲。不去做偷鸡摸狗，有悖良心的事，做坏事前，想想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样，让他们难过，你也会难过。因为我们对父母的基本感情就是这样。光宗耀祖，让父母为自己骄傲，是从这里面来的。不是西方人没有，而是儒家为了让人学好，强化了它，在这一点上做了许多功夫来夯实孝道。尊亲既然是基础，就不能出现奇怪的道德伤害到这种基本感情。《论语》中有个故事，有人的父亲偷了羊，他跑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一个人把这事说给孔子，认为这位人子很正直。孔子呢，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以为的正直和你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原因很简单，儒家道德建立的基础在于爱父母这种人之共有的感情，直接鼓励大义灭亲，就动摇和伤害了这种基本感情，会让人陷入两难，产生内心冲突。这是儒家的逻辑。但问题是，如果父母实在太恶劣了该怎么办？父母，伴侣，孩子首先是人，人身上必然有恶劣的部分，我们都是这样。对于恶的部分，为了日后可以更好的，相互利益的相处，应当去努力调伏这种恶。“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关系，父亲慈爱，孩子孝顺是理想的状态。孩子成人后，父母做出不恰当的事，孩子有责任规范父母的言行。《礼记》讲“子之事亲，三谏不听，号涕而随之”，非常有画面感，放在今天却诡异非常，不会有人真这么做。如果“号涕而随之”还不听呢？对于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儒家确实说得不够，它默认了理想化了的父母。这很可能源于孔子理想化了自己的父亲。孝是“德之始”，是“仁”在亲子关系中的体现。但儒家绝不是光讲“仁”。人的许多痛苦，是由于不明道理，稀里糊涂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能看到，受爱或内疚的驱动，每一次付出不仅不会令别人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反而会造成他人变本加厉的盘剥，助长对别人颐指气使的恶习，那么能够顶住内疚与畏，不按父母的意愿做事，就是帮助父母“遮止不善”，这是人与人相互利益的关系。写作群里有位作者发了篇文章，写八十多岁的公公住在儿子家，媳妇虐待公公。作者和我们说，“男的一点底线都没有，任由老婆撒泼”。这是两个人彼此配合的结果，虐待公公的媳妇和不敢吭气的丈夫，用你的怂成就我的恶，让我更恶。我用恶践踏你的底线，让你更怂。日积月累，成为一种家庭相处的稳态。孩子和父母的相互配合也是这样。我爸对爷爷言听计从，这不是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这是父子间彼此助长相互的恶，一起成为更不好的人。一个人总回避，以为躲得远远的，什么都听父母的，做个好人，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事实不是这样，一个人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总要有人站出来为之负责。习惯于回避的人很难面对问题，除非他发现自己的逃避与屈从正在导致妻子的伤心，婚姻的破裂，那就再也没法回避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确实更容易造成内疚。父母过的不好，孩子内疚。孩子过的不好，父母痛苦。很多父母催孩子找对象，生孩子，买房子。父母煎熬，孩子自然难受。顶不住难受，稀里糊涂找个对象，背上沉重的房贷，这样做确实可以让父母好受点，但代价很大。正是因为能够清醒认识到这种代价，才不会为了父母随便找个人过日子。一件事该怎么做，是有理可循的。智者不惑，“惑”指的是感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为惑也。孔子讲“四十不惑”，不是消除感受，不触及情绪的波动，而是不再受困于感受，不再为感受驱动生活和决策。“辨惑”是认知的功能。要有爱，要利他，要善良是没错的。但也正是因为“仁”的起点基于血亲，是天性的一部分，要孩子对父母产生内疚，关怀，感同身受是毫不费力的。所以才要发展出智性，有勇气沿着智性生活。智性的生成，在于不断认识理解情绪所带来的真正后果。而后果到底是好是坏，到底能不能达到人与人的相互利益，还是令人在持续的纠缠里更加沉沦，消磨和绝望？这个判断人与人就不同了。如果为了父母，选择牺牲自己，娶一位自己不喜欢的女性，这样做可以么？两个不是情侣关系的异性，用黏黏糊糊的关系，相互满足彼此的情欲，虚荣和寂寞，这样好不好？有的暧昧，不正是以一方缺爱和纠缠，另一方纵容和享受来维系的么？其中隐藏着不是摆在明面上的PUA。当然可以说，只要你情我愿，又没伤害到其他人，就可以。甚至两人相互伤害，只要彼此配合同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理智只能告诉人是什么，却不能告诉人好与坏。好坏必然是通过标准产生的，有些标准简单而朴素，比如趋利避害，害怕违法被抓，所以不做触犯法律的事情。或是目的达成就是好的，只要让孩子听话，用棍棒加电击令其畏惧就可以。那些父母未必不知道孩子是真不服，假听话。荀子和韩非都认识到“性恶”的一面，但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不是理智的高低，而是所信不同。对于事物理解后的选择，往往需要采择某个体系的视角，判断基于的价值体系不同，行为结果就会不一样，这是人与人见地的差异。有人觉得“屎尿体”好，有人认为不好，因为每个人判断的依据不同。判断的依据也是没法讨论的，最终的依据，一旦涉及好坏，就只能通过坚信和认同来完成了。铁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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