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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的春天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文化解放高峰。各思想流派根据当时社会形势，纷纷提出治国济世、如何做人的各项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一时间，各种学术思想百花竞放，争奇斗艳，成为后世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这次思想大解放为何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原因大抵有如下几点：

其一，经济层面，土地开始私有化，为学术繁荣提供物质基础

铁犁牛耕的出现并推广，生产力获得极大提升，农夫们抛弃公田而专务私田，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伴随着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等税制改革相继问世，实际上变向承认了土地私有。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分封制走向解体，世官制也出现了松动迹象，“士”阶层走向活跃。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自由，思想解放的美好时代。

其二，政治层面，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环境

从春秋开始，周天子屡遭挑战，王室反复遭打脸。周天子原本的职责是负责摆平江湖，维护天下安全[1]。但，诸侯们不讲武德，肆意妄为，随便K·O对手，分封制走向崩溃[2]。诸侯培植私人实力，划分势力范围，导致国际局势动荡，政权更迭频繁[3]。

周初分封百余国，到战国晚期时只剩七大国。礼坏乐崩，王纲解纽，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大一统也尚未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所以说，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环境。虽然王室已然夕阳落幕，但学术文化却霞光满天。

其三，“士”阶层的崛起，为文化发展扩散提供了载体

“士”的地位独特，作为贵族的底层，有食田，却没封地。他们有文化，会武功，诸侯身边最好的谋士，是战场上最好的士兵。春秋“争霸模式”开启后，富国强兵成为诸侯的首要目标。这给职场白领阶层——“士”——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国际舞台。

“士”都是“天下主义者”，为了实现价值，频繁跳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了能获得赏识，跳槽哪国都可以。吕思勉在著作中对“士”有精准的定位：“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4]。

“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展现出的巨大社会能量，既具建设性，又有破坏力，他们甚至可以左右国际发展大势。有“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之说[5]。基于此，诸侯不惜钱财，礼贤下士，养士成风[6]。

最具代表性的是，战国四公子的“拼多多”模式，你包养，我也包养，最后包养出“门客三千”，充当政治顾问，以备不时之需[7]。特殊的政治环境，没落的“士”找到了一条门路，苏秦的发迹史就极具代表性[8]。士人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君主，兜售治国之术[9]。

其四，文化层面，私学兴起，为文化争鸣创造条件

商周时代，是一个贵族主导下的社会。虽然大家都是打工人，但，只有贵族才是人上人！正是基于此，贵族垄断了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学接受教育，而普通民众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文化主要掌握在具有“通天权力”和鬼神打交道的祝、卜、史、宗等半巫半史的贵族知识分子手中[10]。王室衰微后，御用文人开始流落民间。他们著书立说，东游西荡，自由讲学，“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文化传播，这就为各学派形成及发展提供了契机。孔子就曾感叹地说：“天子丧失自己的职守,官方学术散落民间。”[11]“天子失官”所导致的学术下移，大体上分两个步骤。先是由王室下移到诸侯，然后再由诸侯下移到民间。先说前者，当年，稷下学宫汇集天下名士，巅峰时期学宫师生人数多达千人。“稷下先生”任官授爵，社会地位很高[12]。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邹衍、孟子、荀子等学术大咖都曾在稷下学宫进行过学术交流，甚至还担任过学宫CEO[13]。荀子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CEO，这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兼中南海政治顾问。再说学术文化从诸侯国下移到民间。以鲁国为例，鲁国衰败之后，鲁国文工团成员星散跳槽[14]。文工团成员散失的如此严重，其他文化官员可想而知。文化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干不了力气活，只能贩卖学问，传授知识，充当政治顾问。教育和知识不断下移，并逐渐渗入民间，打破了贵族对一切学术文化的垄断，使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的“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是指学术流派比较多，并非真有百家之多。而“争鸣”则是指各学派争相抒发自己的各种见解。那么，诸子们究竟“争”了些什么？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怎样治国，二是如何做人。以治国方面为例，儒家讲“王道”，主张以德治国；墨家讲“帝道”，主张贤能治国；道家讲“天道”，主张无为而治；法家讲“霸道”，主张依法治国。各学派根据自己的研究、理解对许多社会命题予以阐发、质疑和辩难，以达到更客观地去认识世界的目的。诸子百家中主要有十个流派：儒、墨、道、法四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留在后面专门开章节来讲。在这儿，先说其余六家：（一）名家当时称之为“辩者”，有点像希腊早期的智者学派，富于诡辩色彩。庄子就认为名家善于鬼扯，扯的让人口服心不服[15]。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说他俩是名家（玩逻辑学），还不如说更像哲学家。惠施被誉为“战国初中期之交思想界里一颗彗星”，他提出了“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晲，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等相对、变化观点。公孙龙则提出的“白马非马说”、“坚白离”等绝对观点。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是一种逻辑辩证[16]。如果你上街牵一匹白马给人说，这不是马，一定会被骂神经病！因为他们只是从语言学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从语言逻辑上讲，“白马”和“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咱们以《濠梁观鱼》，也就是惠施和庄子看鱼的辩论，来体会名家思维逻辑的严密性。话说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俩人出游，走到了濠梁桥上，他们站在桥上看水中游鱼。我们来看欣赏并体会这俩大仙的神对话：庄子：“惠兄，你看，鱼在水里游，它们多么快乐啊！”惠施：“小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回答非常经典，很显然，惠施用的是逻辑验证。）庄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高手过招，尽显名家风范！庄子也是逻辑思维的高手，他用惠施的逻辑来推翻惠施的推论。）惠施：“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儿的快乐，这完全可以断定的。”（你要玩儿，Who怕Who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逻辑确实无懈可击！）庄子：“咱们追溯话题本原。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跃出水面的快乐而问我，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的呀。”[17]

（二）阴阳家

他们主要是观看天象，推演五行，编订历法，算是那个时代天文工作者[18]。代表人物邹衍，著作已经散失，只留下了“大九州说”[19]、“五德终始说”。所谓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循环往复发展的。所谓的“五德”，“五”即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行，“德”是万事万物发展的动力。五行相生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金、金克火、火克木，循环往复[20]。历代王朝代表一德，新王朝兴起，旧王朝灭亡，就是以新换旧的过程[21]。秦始皇统一之后，封禅天下，采用“五德终始说”，认定秦为水德，因为周为火德，那么秦为水德，水克火，尚黑。秦朝败亡，汉朝兴起，是土克水，故汉为土德，尚黄。此后历代王朝循环往复。邹衍喜欢谈天说地，对五行相生相克颇有研究，时人称之为“谈天衍”。在当时，邹衍是国际文化名人，气场超强大，特别有市场[22]。在齐国，为稷下学宫主讲；到魏国，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以贵宾之礼接待；往赵国，平原君侧身而行，扫榻相迎。赴燕国，燕昭王特别狗腿，为其前驱，奉为帝师。为表对邹衍的重视，还为其修筑碣石宫，亲自前往请教学问[23]。对比之下，孔、孟虽然也算是国际文化名人，但却没有受到过如此礼遇。孔子在陈国、蔡国差点被饿死；孟子在齐国、梁国遭受困厄，完全是天然之别。这种比较，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三）纵横家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应局势而生[24]。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智勇双全，在各国上蹿下跳，左右逢源。他们若安好，便全是晴天，效果非常明显[25]。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曾一人佩挂六国相印，纵横各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战国策》中曾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不浪费一斗粮食，不派遣一兵一卒，不损失一弓一箭，就能使天下诸侯和睦相处，甚至堪比亲兄弟[26]。当然，这有夸大之嫌，属于浪漫主义的写法，但纵横家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张仪，我们在前面的“连横”讲过，把楚怀王忽悠的找不着北。

（四）杂家

名副其实，涉猎驳杂，兼采各家学说之长的综合学派，算是当时各种流行思想的杂货铺子[27]。起初，它并非是一个学派，直到班固在《汉书》中首次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被正式命名。代表人物：吕不韦。代表作：《吕氏春秋》，又称之为《吕览》，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由吕不韦组织编写。其中涉猎广泛，包含十二纪、八览、六论，总共十二卷，一百六十余篇，二十余万字，书中融会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比如说《山海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书，都应算是杂家著作。

（五）农家

顾名思义，他们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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