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重估——从牟宗三到西方汉学》著者：罗惠龄书号：-7---9出版时间：年10月定价：42.00元字数：千字本书针对当代学者有关孟子研究的一些争议性课题，试图通过思想史的省察及文献分析，予以廓清与重释。首先，立基于历史发展脉络，掌握孟子经典文献语义。其次，借由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与学术研究成绩斐然的劳思光，探讨孟子诠释的当代差异，触及儒家哲学的内在问题，并试图为孟子架构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系统。再次，追问葛瑞汉、华霭仁以及安乐哲三位汉学家，对待传统经典的不同思维如何造成了各种迥异的理解。最后，廓清传统与当代，既疏理了西方释孟所引发的争议，同时又让经典发光，冀望为孟学诠释脉络提供不一样的论述角度。罗惠龄，台北人，淡江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著有《当代〈孟子〉人性论的省察──以汉学家的诠释所展开的反思》《樗下咏庄子──用道家智慧解决生命困境》《站在庄子的肩膀上》。序（成中英）导言保留一份蕴藉丰富的生命怀想第一章《孟子》人性论省察第一节省察前缘与动机第二节当代孟学研究代表一港台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二唐、牟、徐后研究孟学的牟氏代表弟子三台湾其他孟学研究代表四大陆孟学研究代表五汉学界研究代表第三节创造性的诠释第四节省察范围限制第二章当代孟子学诠释的争议问题第一节关于“心”“性”“天”“命”的文献解读一“尽心”文献的理解二“知性”文献的认识三“知天”文献的剖析四“立命”文献的领悟第二节劳思光“德性我”的肯认一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性二客观限制观念的天命第三节牟宗三“道德主体”的建构一本心性体的启迪缔创二贞定的天与框限的命第四节即命立义以彰其心性天一劳思光对心、性、天、命的反省二牟宗三对心、性、天、命的检讨第三章葛瑞汉的《孟子》诠释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第二节文献的依据一《吕氏春秋》及《左传》之论述概念二杨朱的“全性保真”和子华子的“全生为上”之渊源脉络三诸说理论预设的重衡第三节诠释的重点一生命进程之圣人与我同类的诠释危机二对心、性、天、命诸概念之因应及其局限三葛瑞汉对《孟子》“性”的善与不善之诠释第四节批判和反省一关于“人特有的生命进程”之评述二本质主义的窠臼第五节承西启东的立论梳理第四章华霭仁的《孟子》诠释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第二节诠释的重点一华霭仁对《孟子》中“性”的诠释二华霭仁对《孟子》性的善与不善之诠释第三节批判和反省一生物学意义还是文化学意义二普遍性还是特殊性三本质主义还是存在主义的诠释进路第四节承前启后的价值廓清第五章安乐哲的《孟子》诠释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第二节诠释的重点一生命的进程二安乐哲对《孟子》中“性”的诠释第三节批判和反省一生物学意义还是文化学意义二普遍性还是特殊性三本质主义还是存在哲学第四节继往开来的新构厘定第六章义命之历史律动以言心、性、天第一节关于心的能动性和命的动态义第二节关于善性源自天赋的断定第三节关于善性有其先天善端的肯定第四节心、性、天、命之意义无尽藏主要参考文献保留一份蕴藉丰富的生命怀想孟子思想在儒学史上，因蕴含不受时空限制且源远流长的哲学智慧而倍受推崇。本书关切主题在对当代孟子人性论的省察，并以对汉学家的诠释所展开的反思为论述范围。因此，以当代儒学研究成果丰硕的代表人物劳思光以及牟宗三为媒介，以中国哲学来理解西方汉学家的新诠，并予相互印证，检讨得失，借以重返历史脉络，从而探究中西发展迥异的思维向度。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四位当代新儒学的前辈，于年共同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告知世人中国文化学术的特质，此举一则匡正西方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一则勉励当代中国人反求诸己，建立文化自信。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四位前辈郑重其事地指出：“此心性之学，亦最为世之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因为以心性论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价值核心，观其义理性格，一方面虽然近似于西方哲学分类中的理性灵魂论，或认识论、形上学，但另一方面却迥然不同。因为中国心性论重实践，会通天人，兼内外人我的学理性格，显然又是西方哲学所无。因此，数十年来，前辈学者为了在世界性的思潮中确保中国心性论的具体价值，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以廓清经典的意涵，以及拣择心性论与西方各种重要哲学思潮的异同。劳思光与牟宗三两人儒学观同中存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的思维，依此衡断儒学的发展趋向。劳氏对义命关系的解读是“义命分立”，这源自劳氏惯以一套设准从由判定儒家学说是属于“德性我”的范畴，其价值根源归于人之主体性的智慧哲学，而使儒学成为一完全之人文主义的学说，并拒绝儒学有任何形上学的可能。至于孔、孟文本中所提到的“天”，也仅是一种话头。显而易见，以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劳氏此种诠释不能圆满诠释原典，并且也窄化了儒学中可以发挥的空间。究其因，就在于劳氏完全接受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及实然与应然的二分立场。与之相对，牟氏“道德的形上学”揭橥了儒家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的特点，同时确立儒家形上学最根本的实践理路性格。因此，在义命关系的诠释上，牟氏与劳氏持同的主张是“义命分立”，但在天人关系的立论梳理方面，牟氏则主张天道具有既超越又内在的特性。牟氏除了会通康德与中国哲学之外，更在诠释的层面上，自信地表示他于中国哲学的理解胜于中国哲学对自己的理解，其诠释进路是在客观的理解之外加上主观相应的生命性情，此即生命，即学问，即主客观的庞大哲学系统。在此儒学的诠释进路中，确立了儒家理解“天”的基本理路，并通过实践功夫和实践智慧来体认形而上的实有。不过，牟氏所建立的“道德的形上学”，却又落入西方传统形上学的窠臼，而无法支撑他早期构建此形上学的思维模式。针对牟氏的论述罅漏，袁保新提出新论，直剖牟氏在解释论断方面，存在使用主体哲学的偏颇以及将“心”与“天”框限在“道德”范围内而谈“道德的形上学”的两种弊病。不过，尽管劳氏、牟氏两人的儒学观仍有待补阙商议，他们以各自的睿智将儒学自身的思想特质和发展理路清晰地展示出来。而且于多重比较视野之下，两者的分歧更是深刻地触及儒家哲学的内在问题，此后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必然绕不开他们，从而作出更进一步提升。承劳氏、牟氏等将中国哲学义理承述发扬，汉学家们对于儒学的研究，确实表现为日益转精，通过中西哲学对比所作的义理诠释，确然复活了孟子的文献，并将孟子心性论纳入了一个更开阔、更具有时代性的思考脉络中。不过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于是笔者认为经由阐述比对，关于问题疑点的提出与厘清对于重估孟子实属必要。如葛瑞汉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以寻找解决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方法，故采用思想史的背景来研究孟子的人性论。文中不乏“性”开始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关心健康和希望长生之人的普遍共通语言，是先天赋予且由规范的外在结构决定了人的意志，为一物特性的自然进程，只消健康、养生、长生，即能保全并实现天生所予能力之相关论述。因葛瑞汉思想过于强调以生说性，故似乎同时淡化了心的优先性，命的动态意义感反倒不彰，如此一来，赋予道德省思的存在意义便无由落实。为解决此一弊病，笔者试图以孟子的心性善论来说明生命的自然本我，投射出人类对善性的至高崇拜，更多是强调人性心善的文化自觉。无论是后天的习得，抑或先天的心存，孟子确切肯定每个人内在生命本有的为善之性。这是孟子的理想追求，是心性天命的完美融合，涵融到现实社会生活，是提升人类生命才情的重要思想脉动，是华夏民族共有的儒家精神的特质。所谓“知天命”，便在于必须体现并接受自己不可掌握的命限，于此发扬内在禀赋，积极努力行道。即使有来自外在命运的局限羁绊，无论境遇的好坏，皆以泰然平和的态度加以领纳，以良心的存养作为“立命”的主张，这都表现在孟子的“正命”观中。最终，强调了心性天命在人自身成长的生命历程中，不是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是主动参与其中，并积极地实践明鉴的现实人生，达成重估孟子的至高目标。至于华霭仁，则是主张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出发，强调作为一个“类”的人所拥有的共同遗传法则。此种言说认为《孟子》中所言的“性”，正是这样的一种共同普遍的人性。因为根据文献所述之“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随处可见“人人皆有其……”，便是合乎此一观点的证据。换言之，华霭仁的难题在于“性”（nature）的论述问题。因为华氏无法解释为何善性来自天赋，或是说她的理路着实不易论证善性源自天。对此，笔者认为症结在于阐明孟子人性论源自形而上蕴含时，必须强调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将孟子的“天”与西方古典形上学的“超越实体”清楚地检别开来。征诸文献，“天”作为中国哲学所称引的概念，主要是出现在以人事为首要关怀的脉络里。因为“天人关系”远比“天”的自身客观存在，更为中国哲人所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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