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税收思想是中国税收思想的源头，对古代税收思想影响深远，甚至对当代税收制度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通过税收促进生产发展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知道通过税收性的政策工具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调节、控制。如《周礼·司徒下》规定：宅旁不种桑麻之家，就必须向国家额外交纳“里布”；某家有田不耕种，任其荒废，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屋粟”；某家如有劳动力而任其游手好闲，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赋税或服徭役。《周礼》设计的国家治理思想倾向于干涉主义，但与先秦法家的干涉主义思想又有明显不同，除主张采用行政、法律手段外，也重视通过经济手段，如赋税等财政性政策工具对国家进行治理。

秦国的商鞅也很懂得利用税收性政策工具来推行他的富国强兵国策。他以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手段，引导民众从事农战，其鼓励限制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利用国家租税政策使民众积极从事农业。商鞅主张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实行较轻的税率，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

其二，商鞅主张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迫使他们务农。他认为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使他们缺乏粮食，就会迫使他们从事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农田就被开垦的越来越多，农业也就发展了。

其三，商鞅还用加重商人赋税、徭役的办法来抑制商人。他认为，关市征税高了，经商无利可图，农民就不会弃农经商，商人也对经营商业产生怀疑，那从事农业的人就多了，农田必定会开垦得越来越多。商鞅还主张对出售酒、肉征收重税，借此来打击酒、肉商人，并使农民因酒、肉价格高而少饮酒作乐，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农业生产。

《管子·国蓄》反对政府向民众征收太多的赋税，除担心遭到民众的反对外，更考虑到过多赋税会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征收屋税会使人们毁坏房屋；征六畜税会使人们屠杀六畜，不再饲养；征田亩税会使人们不肯耕种，更不用说开垦荒地；征收人头税会使人们隐瞒人口；征收户口税会使穷人依附于大户。

藏富于民，安定社会

《老子》一书没有正面提出薄税敛的主张，但从老子对厚敛进行的猛烈抨击，斥责当政者如同大盗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厚敛而主张薄税敛的。他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众遭受饥饿，是因为政府征收粮食税太多的缘故。

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已较为明确地指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把富民和富国家联系起来。孔子认为，当时妨碍民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赋税负担过重，因此他提出“薄赋敛则民富”，反对重税，在税率方面坚持“彻”法，十分取一。

孔子的薄赋敛思想对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和谐安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圣训”，是历代王朝施行仁政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政策措施。

孟子薄赋思想的原则是“取于民有制”，就是国家的赋税征收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不能由统治者任意而为。孟子遵循孔子的主张，认为什一税制最为适中。

他既不赞成重于什一之税，但也反对轻于什一之税。孟子在《孟子·告子下》篇中把轻于什一之税视为大貉、小貉之类少数民族的税制，这会使城郭、宫室、宗庙祭祀、政府机构等都因无经费开支而不存在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反之，如重于什一之税，那就像夏桀一样重敛百姓，使他们无法生存，揭竿而起。以后，儒家把什一税制思想奉为经典。

荀子继承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主张藏富于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基于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荀子同孔子、孟子一样，主张轻征农业税，不征关市商税，开放山林泽梁不收税，少征徭役。总之，薄税赋，放水养鱼，减轻农民的负担，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发展农业生产，让老百姓先富起来，繁荣社会经济，那国家就有充足的税源，不言而喻，国家肯定也会富起来。在征税的具体方法上，荀子则主张删繁就简，采取“宽饶简易”的办法，以减少征收活动对农业生产时间的影响。

《管子》也主张薄税敛，认为如对人民征收重税，会造成两个方面负面影响。其一，《管子·治国》指出：人民赋税负担重，征税暴急无时，加上高利贷盘剥，造成农民的贫困。其二，《管子·权修》指出：赋敛厚，使“民力竭”，破坏农业生产，并且造成“下怨上”，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国家税收必须“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多处阐述“藏富于民”的思想，认为“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取民之所以要求要适度，是因为生产者被看作是税源，如果取民无度，将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从而使税源枯竭。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管子·五辅》主张“薄税敛，毋苟于民”，体现了取民有度的财政收入原则。所谓薄征，实质上是要求税额不要超过纳税人可以容忍的限度。

《管子》一书中多处提到减轻各种税率，虽然各种规定的税率不尽一致，但都主张轻征。如一种是主张“田租百取五”，另一种则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

韩非与先秦其他思想家一样，主张薄税敛。但是他的薄税敛的理由与别人则有所不同，认为农民辛辛苦苦耕作却要承担重税，而学士靠君主供养还能免税领取奖赏，这太不合理了，因此君主要求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说话抱怨，是做不到的。

其实，韩非的这一理由是带有片面性的，学士从事治理国家、文化教育等是脑力劳动，并非无所事事白白靠君主供养。韩非薄税敛的另一理由是切中当时重赋敛的弊端，即一些奸邪之臣为了邀宠获赏，迎合君主奢靡玩乐之心，不惜用重敛的收入来满足其纵欲之需。他告诫君主要注意防范，因为这其实是使君主埋下祸殃。

公平合理征税

管仲主张：“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这里明确提出了国家征收贡赋不仅要考虑到土壤的肥瘠，而且还要考虑到被征地区离京都的远近，并且征收贡赋应不影响全国粮食、货物的流通，初步有了公平合理征税的思想。

孔子反对鲁国执政季康子“用田赋”的政策，主张恢复“周公之籍”。他对国家赋税的征收在具体措施上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想法：其一，国家征收赋税时，必须考虑到被征地区距离的远近、田地的肥瘠以及人丁的数量和年龄的老幼；其二，对于鳏寡孤疾，国家必须予以照顾，平时不征，有战争时才征；其三，征税按“井”为单位进行计算。

《管子》在征收赋税中则主张按财富消费累进交纳不同数量的租税，即财富多、消费大者多交，财富少、消费小者少交。如《管子·山国轨》主张大户人家重葬和修建豪华住宅要加重征收租税，小户人家薄葬和盖普通住房租税则应少收。（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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