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些关于多年前上海往事的记录。了无生趣的生活，造就枯燥乏味的文字。生活，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来说，或许都不过如此而已，有意思有意义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找寻，而不是奋斗，因为我们找不到方向，而无从奋斗。岁月在迷茫中蹉跎，我们在蹉跎中变老。闲来无事，写此文字，纪念那些在上海的蹉跎岁月，还有在蹉跎中逝去的青春。

上海印象

你是否喜欢上海？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而我又很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原因是我总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都不怀好意。

关侬啥事体！如果提问的是的上海人，他则希望我回答喜欢。假如我回答喜欢，那人便会得意洋洋的说：你们这些外地人，大上海，啥地方，侬晓得哇？我的喜欢在这个时候俨然变成了一种巴结和讨好。如果我回答不喜欢，他依然会用这句话，但这句话就又变成了我不知好歹的意思。我一般不会当着上海人的面说我不喜欢上海，侬勿欢喜还来格达做啥事体？

其实上海人说这番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接受不了“外地人”这个称谓。在某些上海人的眼里，外地人，即乡下人。此乡下人，非彼乡下人，而是带有严重贬义的词汇。乡下人，即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卑劣下贱和弱智低能的代名词。无论你来自北京还是广州深圳，统统的都是乡下人。香港充其量就是城乡结合部，北京最多也不过是郊区。所以，“外地人”“乡下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具有很强的侮辱性语言，说它是骂人的话，一点也不为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的行为表现出的是自私自利，而以“自上海”为中心的人，则表现出的是他们的一种自恋自大和自以为是。

如果是一个非上海人问这个问题，那就要先揣测他是希望我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会希望我回答不喜欢。假如我回答不喜欢，那人就会滔滔不绝的讲上海和上海人如何不好，并且希望我加以附和。上海人除了固执的认为上海是世界上唯一的城市，并以城里人自居外，我又实在拿不出上海和上海人着实不好的证据，我不好违心的瞎说。如果我说喜欢，这个人肯定又会十分失望，失望就会不高兴，不高兴就会心情不好，他（她）心情不好又很可能导致我心情也不好，总之不是好事。

综上所述，这个问题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就是一个陷阱。而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佳答案就是：关侬啥事体（关你啥事）！这是上海人经常吊在嘴边的一句话，能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语调表达出不同意思来。其实呢，这个问题不但不关侬啥事体，更不关阿拉啥事体。

尽管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但我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自己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非要回答，则答案就是：无所谓喜不喜欢。喜欢和不喜欢都是一种直觉，根本用不着去思考。如果需要思考后再作答，那么说明本来就谈不上喜不喜欢，所以也就可以无所谓。

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我想的这般复杂，仅仅因为我是个复杂的人而已。我是个复杂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

沉淀

时光，如同一个高速旋转的滚筒。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都会无一幸免的被装进滚筒，不断的被揉搓洗涤清甩。青春美少女，转眼就被搓洗成老太婆，很多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所以我们要原谅那些装嫩的人。皱纹足以夹死前来吸血的蚊子，却还以为自己如花似玉，她们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嫩”，而绝非要装。没有什么可以经得起时间这个滚筒的搓洗，除了时间本身。滚筒强大的离心力总能让复杂的生命历程变成简单的记忆。有些东西，无论你当初觉得它分量有多重，但还是会在清洗后被甩出去。最终留下来的，也许不是我们的心心念念，但它一定是分量最重的。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如同从来不放辣椒的上海菜，淡而无味。离开上海十几年，似乎从来没有怀念过。在藏北高原头疼欲裂的夜晚，神奇般的突然想起，突然想念。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曾经以为这只是一句矫情的歌词，现在才发现不尽其然。人生中的每一次回首，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是的，我曾一直爬山涉水的苦苦追寻，现在才明白我所想要的，仅仅就是平平淡淡。上海那些年，尽管一事无成，但我认为很多事并非一定要以成败来衡量其意义。平淡的上海时光，也许蹉跎，也许未必蹉跎。一次又一次的轰轰烈烈，不如每一天都过的真真切切。

冷啊冷

对于上海的最初印象好像已经很模糊，只记得比四川老家冷得多。上海的冷，是一种让人完全无法抵抗的冷，直到两年后仍然觉得不能适应。上海的冷，是一种与四川的冷截然不同的冷，这两种冷似乎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不知道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否在于上海更冷些，但我又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如果仅此而已，那又算得上什么本质区别呢？前些天还与朋友探讨此事，朋友说：风从海上来，能不冷么？被人一语道破天机，我才有点恍然大悟。

我去上海的时候是那年的二月份，刚过完正月十五。冰冷陌生的街道，夹杂着各种口音、带着热气、冒着白烟的普通话，加上完全听不懂的上海话，它们告诉我：人在他乡。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上海话和上海普通话是有“形状”的：带着热气，冒着白烟。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上海处处阳光明媚，却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只有上了这人头攒动的大街，才能稍稍驱走些寒意。因为“热闹”的“热”字，它也有温度。阳光从林立的高楼间的空隙落下，在地上画出一片片一道道孤零零的金黄，让那些身在高楼影子里的人倍感寒冷。

高楼的脚下，往往会蜿蜒着一条条小巷子，上海人叫它“弄堂”。在上海，对地名定位的“地址”中，经常用到“弄”这个字，比如什么什么路多少弄多少号。

弄堂

弄堂，和北方的胡同意思差不多。但我总觉得弄堂和胡同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区别在哪里却有些说不透彻。我猜想，它们的区别可能在于它们的构成方式不一样，胡同是由一道道四合院的围墙拼接而成，而弄堂则是由一栋栋房子自然排列而形成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后来易中天老师在《读城记》里也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他的阐述与我的理解大致差不多，但他的分析远比我这要深刻得多，无法相提并论。胡同的上方是宽阔的天空，带哨的鸽子从天空掠过，发出悦耳动人的声响。而弄堂的上方，则是从两幢房子间艰难展露出的长条形天空，天空中还飘扬着衣物。同样的宽度，弄堂给人的感觉要比胡同窄，因为胡同看上去要比弄堂敞亮得多。

后来一直住在工厂的宿舍，始终没有机会去体验弄堂里的生活。每当夜里穿过某条弄堂，都会被那里的一切深深的吸引。淡淡的油烟味，模糊的灯光，隐约的电视声，连训斥孩子都软棉棉的吴语……一切都充满着特别的浓浓的生活气息，让人无限遐想。夜晚、屋子、家人和家，这些都是潜意识里够成归宿感的重要元素。而它们现在以这样柔软的姿态，触摸着每个人的心扉。那是一种暖暖的感觉，特别温暖。也许所有奔波的人们，他们内心深处最向往的，也可能是终极目标，就是能够生活式的生存，而不要生存式的生活。

白天，弄堂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从各家楼上伸出的晾衣架，最大限度的向弄常里延展，与横七竖八的电线一起，在人们的头顶搭起一个“棚”。遇上好天气，五颜六色的晾物在阳光下随风摆动，散发出淡淡的樟脑味，和隐隐约约的洗衣粉味。老奶奶歪着头，半睡半醒的坐在弄堂里的竹椅子上，也许是在回忆过去，也许她什么也没想，准备随时入睡。阳光透过晾衣架上的衣物，无声的散落到老人爬满皱纹的脸庞，显得那样安祥。一缕银发垂下来，被阳光照得透亮。一盆凤仙花在老人脚下开得正艳，小猫试图用爪子挠花朵上的蝴蝶。蝴蝶灵巧的飞走，小猫沮丧的用头蹭老人的椅子腿。两个小孩子嘻笑着从弄堂的这头追打到那头，一只小黑狗跟在后面高兴的吱吱呜呜。大人大声呵斥两个孩子的声音从某个门里传出，小朋友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儿的跑。远处有人三五个围坐在一起下棋，不时激烈的争吵，有人拂袖而去；有人各自站在自家的门里，和对面邻居聊天，发出嘎嘎的笔声；有收废旧的，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收，唯独留下吆喝声，渐行渐远。一条弄堂，一片天地。

弄堂，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没在弄堂里生活的经历，也许就不算真的了解上海。弄堂是狭小的，但它却是精致的。上海人的精细，可能就与他们的弄堂文化密不可分。而随着现化文明的入侵，弄堂也正在飞快的消失，和北京的四合院一样。

打更人

上班之前，临时住在朋友的朋友老黄家里。老黄的家，确切的说是他用来办公和吃饭睡觉两用的处所，它座落在浦东成山路的一条小街上。房子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那种最早的商品房，结构布局外观毫无创意，似乎全国都统一过。六七层高，方方正正，通体灰色，并无地域特色。后来才知道，浦东属于新区，据有典型老上海特色的建筑不太多。

上海就是上海，即便是在没有任何上海特征的建筑里，你仍然可以准确无误的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别处而是上海，因为每天都会有人亲口提醒你。

夜里九十点，有人用标准的上海话，配搭上标准的上海腔上海调不紧不慢的吆喝着，悠然的从小区这头飘到那头，每天如此。当然，吆喝的是什么内容我听不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收破烂的，或者是在小区里卖东西的小贩。后来觉得不对，这可是在夜里，不可能有收破烂的，也不可能有卖东西的小贩，那除非就是神经病。当然，更不可能让一个神经病天天在院里扰民。这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向老黄问个明白。老黄告诉我说，那人吆喝的是：门窗关好、煤气关好、晾晒的衣服收好、屋外的东西收好、防火防盗等等。这个答案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多少都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就突然想起罗家英：小心啦，打雷下雨，收衣服啦！我充满联想，他们会不提醒大家把小狗小猫收好，小朋友收好，把老公老婆管好呢？

其实这更能让人联想到早年的打更人，难道这些人正是现代的打更人？别的地方几十年一百多年前就早没打更人了，可能这就是上海特色。后来了解到，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什么职业的打更人，都是小区里的住户，或自发的，或统一安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志愿者”。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吆喝，吆喝的内容也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当时的时事，而有所不同，主要目的就是提醒人们日常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这就是上海，无处不体现它的细腻和别样的人文关怀。这是一种互动，是一种关怀与被关怀。

上海这样的民间习俗，或者说是习惯，还能够坚持多久？随着各种现代化的社区不断涌现，打更者的声音也将渐渐消失在现代文明中。

上海人老黄

老黄是个中年的上海本地人，大个子，大脑门，大鼻子大嘴，戴一副大眼镜，还一副沙哑的大嗓门，最主要还是个大忙人。老黄的五大三粗和他的繁忙，与那时上海小男人形象相差甚远。时过境迁，不太清楚现在上海小男人是什么形象。斤斤计较、娘娘腔、虚张声势、整天穿着睡衣无事到处闲溜达，这大概就是十年前上海小男人的基本形象。其实说句公道话，这种所谓的上海小男人，他们在上海男人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就是因为他们的“出众”，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人们以为上海男人都那样，其实不然。打交道时间长了，会发现上海男人完全没有传说中那么多毛病。上海人以为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外地人则以为上海男人都小男人德行，这算是礼尚往来，上海男人并不吃亏。

老黄平时主要做钢材生意，据说他早年从宝钢停薪留职出来。老黄白天几乎不在家，只是偶尔回来吃午饭。晚上除了应酬，到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只是吃了饭就不停的和客户打电话，一直大着嗓门，直到睡觉。也午老黄沙哑的大嗓门就是这样练就的。偶尔半夜三更还听到老黄打电话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沙哑的嗓音在梦里也能听得很清晰。大多数时候确实是他在打电话，但有时也可能只是我梦见他打电话而已，因为那沙哑的噪音在脑子里实在挥之不去。我不禁暗暗感叹做个生意人真不容易。当然，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伤不起，什么叫都市人的压力山大。

老黄的家听说就在附近，但不常回去，后来听说他和他老婆在分居。到是有一个年轻漂亮、身材高挑的女人经常出入老黄的住处，有时还在那里过夜。后来好奇心驱使我问老黄的助手：那个女人是谁？他诡秘的告诉我说：老黄的小妈。还说这个年轻女人来头不小，以前是个时装模特，前些年去了日本，春节前刚回来。我又有些不解，问他“小妈”是什么辈份，他故弄玄虚的说让我自己想，然后就不再搭理我。从老黄助手说话时那说不清的表情里，我已经猜出十之八九。

那时，对男女之事，还一知半解（现在懂得也不多，至少说懂得不深刻），但还是坚定的认为小妈这个称呼很好，贴切且亲切，有创意。比起现代语“二奶”、“小三”来说，“小妈”更有内含。关于小妈这个角色，我实在没有发言权，不敢枉加评判。就像没有尝过黄连的人没有权利评价黄连苦不苦一样，没有结过婚的人当然也无权谈婚姻。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且各有各的难念之处。不要随意指责，世间万物，存在就是合理的。

老黄的助手，二十多岁，南通人，姓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他平时帮忙给老黄做饭开车，打理一些日常事务。

老黄，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上海人，但除了他的外表，和他很忙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上海人普通话普遍都讲得很好，比福建广东地区的普通话水平高太多，不是一个档次。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广东人面红耳赤的讲那几乎快要咬掉舌头的广东普通话，可以听得人不由自主的咬牙切齿，撩起袖子就要上前帮忙。这时候才觉得，原来上海人的普通话水平真不是吹的。老黄的普通话自然也不例外，但他除了偶尔专门跟我讲几句，其余时间几乎全部说上海话。对于我来说，上海话就是天书，是外语。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传奇。语言上的不便，便没能真正的了解这个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个上海人，一个有小妈的上海男人。

上海饮食

上班前在老黄家住了一个多礼拜，吃住都在他家。因为历来对外面的世界都不是特别好奇，所以没事就一直呆在家里。又因为家里几乎和外面一样冷，所以只好整天蜷在被窝里看书。可能这就是早期的宅男，宅男的雏形。宅男，必须得有电脑作为宅的一个必要载体。但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所以那时的宅男也最多不过只是准宅男。

对于上海人不吃辣椒这件事，除了是他们长期以来集体养成的习惯外，我认为他们在有意无意间也把“不吃辣椒”当作了与外地人的区分标志。上海人是不吃辣椒的，吃辣椒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自然也是不好的人，上海人不好把自己与外地人混淆的。当时的80后们则不以为然，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些人，吃辣椒的生猛程度，让我这个四川人都汗颜和无地自容。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70、80后这个说法，80年代出生的孩子，那时候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这些新生代人类，虽然有时也口吐“外地人”“乡下人”这些字眼，但他们潜意识也已经完全没有上海人就是高等人的概念了。前段时间和一个在上海的朋友聊起往事，她说，现在的上海已经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不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我对吃向来不讲究。但是那些放了大量白糖的上海菜，实在还是有些让人难以下咽。就算是炒一把小白菜，都会放几勺子白糖。总是吃一口就觉得饱，放下碗筷又饿了。上海人的厨房里，可以没有盐，但一定不能没有白糖。

因为所有菜都要放糖，所以所有菜都一个味——甜。反正都是一个味，至于每顿吃什么菜，到也无所谓了。

多年以前，我们刚从电视里看到欧洲人的时候，觉得他们所有人都是同一副面孔，黄头发高鼻子蓝眼睛，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区别。然而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两个长得完全相同的人，而且与我们一样，不同的人，容貌千差万别。这是一个逐渐被认识的过程，只有认识，才能区别。外国人看我们的文字大概也如此，反正每个字都是四四方方的，看不出区别。上海菜也如此，它对于我们这些非上海人来说，也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们不再全神贯注的留意它的甜味、渐渐熟悉它们的时候，就会觉察出不同菜品之间千差万别的风味。后来，慢慢的适应了这种以甜为基调的口味，最后直到习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没有什么习惯是永远都养不成的。当然，也没有什么习惯是永远改不掉的。

生活中，能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同样，能让我记住不忘的上海菜，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随处可见的上海咸菜。上海咸菜以雪里红为原料腌制而成，加工工艺不是太清楚，没有见过腌制过程。雪里红，是芥菜的变种，是一种极常见极便宜的菜。书上说是因为它极其耐寒，故得名雪里红。腌好的咸菜总是放在一个大盆里，半淹在有些发黄的水中，老远就能嗅到它那近乎难闻的气味。刚上班那会儿，总让食堂的大姐炒咸菜在放糖前专门给我盛些起来下饭，算是小灶。再后来，习惯了甜味，反到觉得不放糖不好吃。甜味，也可以让某些带有刺激性的味道变得柔和。

上海咸菜，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似乎根本没有特别之处。咸菜做法简单，买回去洗净，切细放进锅里一炒，放少许白糖即可。它的味道更简单，微微的甜味，加上腌制品特有的咸味。做法复杂一点的，可以加些毛豆或者肉丝一起炒。也许是因为日久生情，也许是日久变成习惯，上海咸菜不知不觉变成了饮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咸菜下稀饭不用说，在没有其它菜的情况下，它也能独挡一面，成为可口的下饭菜。

上海还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做年糕，让人怀念不已。

那种年糕，乳白色，大块头，一块足有十来斤。平时都盛放在桶里，似乎还泡在水中。虽然不知道其加工工艺，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原料是磨细的糯米。这东西坚硬无比，像块乳白色的大理石。做饭的时候，老黄的助手咬牙切齿的用菜刀乒乒乓乓的剁下一块来，放进电饭煲里和米一起煮。蒸煮好的年糕嚼起来很有韧劲，软软的，却粘粘的，口感非常好。比起我们通常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真空包装的年糕，好吃很多倍。总得它很像一种什么糕点，也许它本来就是一种糕点——年糕。这种年糕，我仅在老黄家吃过，尽管后来在上海呆了不短的时间，但再也没有吃过也没见过，我现在有点怀疑那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上海特产。

上海还有一种香粳米，名副其实的香，我个人认为它堪比泰国香米。刚一煮开，便从锅里散发出一种新鲜莴笋的味道。每到做饭的时候，小区里就到处弥漫着青笋味。自从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吃过那种米，那种味道变成了一种不灭的记忆。

关于我的工厂

上班了。工厂在普陀区的金沙江路号，地址里好像也有个多少弄，已经不记得。那里靠近闻名的上海丰庄轻纺市场，其实已是城乡结合部。在这个轻纺市场里，可以买到很多物美价廉的纺织品。那时的人也远比现在实诚，那会儿的东西也比现在要可靠。至少，不会有太多打着低价幌子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摊档。工厂后面是苏州河，躺在工厂的宿舍里，能听见苏州河里船舶哒哒的马达声，以及浑厚而悠长的汽笛声。很遗憾也很纳闷，为什么在那里呆了一两年，居然就没到苏州河畔去看看！虽然无数次在夕阳西下的黄昏，靠在宿舍的破椅子上对苏州河充满联想，但终究都没有去，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大多不可思议的事，都是在成为过去之后才觉得它不可思议；大多神奇的事，都是在我们认识了解它之前认为它神奇。

中山公园——长风公园——华东师大

坐67路公交车，下车走上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工厂。67路始发于中山公园，中途经过长风公园和华东师范大学，终点站是建德花园，就在工厂附近。

已经记不太清中山公园的模样，只是隐约记得公园里有好些苍翠的大柏树，又好像不是柏树，反正有一片黑乎乎的树林。过了些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全国各地都有中山公园，比如北京、天津、广州、深圳、南京，还有重庆等等大中城市都有。足以看出，中山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上海的中山公园附近有两个书店，因此经常花一块钱过去转转。去外滩和坐地铁去别的地方，也都要去中山公园转车。不知道20路公交现在是否还依旧从中山公园到九江路外滩，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电车公交线路。史料记载，这条线路年9月27日由英商电车公司开通，自兆丰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至静安寺，年东端延伸至外滩。这座有历史的城市，连公交车都这么有历史。

我固执的认为，过去的历史都那样的具有厚重感，而现在正在成为历史的历史，在它们面前都黯然失色。也许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正在经历的一切，经过时间长河的沉淀，它们也必将有厚重的一面。

长风公园，上海唯一的山水公园。它的名字也是有出处的，据说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长风公园，一位名人取“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故更名为长风公园。公园很大，典型的园林风格，有山有湖，有树有亭，有花有草，最重要的还有个海洋世界，但始终也没有舍得花那不菲的门票进去看看。山水公园，当然是以山水为主题。这里有上海最大的人工湖“银锄湖”，上海最高的人造山“铁臂山”（取意于毛泽东七律诗《送瘟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摘自百度百科）。公园里湖的面积超过公园面积的2/5。

周末偶尔花一块钱的公交车费，再花两块钱的门票（现在估计应该也免门票了），到公园漫无目的的逛上半天。当然，怀着目的逛公园的人，肯定都是图谋不轨之辈，所以漫无目的才是对的。记得某一年春节，还有幸一睹真材实料的自贡灯会。看看现在的灯会，忽然发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已经没有可比性。如今的灯会，不知道还能否叫做灯会。有时候简直觉得，它就是借助现代科技对观众的一种糊弄，而且是拙劣的糊弄。崇尚快餐式、消费式和批量生产式的主流文化，我们将来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长风公园的其中一道门正对华东师范大学。是不是确实有门对着学校，现在已经不是很确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就在公园旁边。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漂亮MM。但那时的自卑，让我不敢抬起头理直气壮的看她们，更别说产生任何非份之想，即使是在那样一个荷尔蒙支配大脑的年纪。我，农民工；她们，大学生。大学，我心中永远的痛。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遗憾，若没任何遗憾，或许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再让人留恋。

玉兰玉兰

再说工厂。工厂的厂房、办公室及附属设施都是租借来的。出租方是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我们租来的只是他们厂房的一小部分。说它是一小部分，是因为原来这家企业的厂区确实很大，以至于直到我离开都没有完整的逛一遍。

一条绿荫大道从门口一直通向工厂的深处，我们的区域在一进门的右手边。厂房大概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红砖房就是青砖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由于企业的破产，大部分厂区都显得空旷而冷清，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荒凉。但是透过那些大大小小的假山，深深浅浅的池塘，还有成排成列的玉兰树，不难看出工厂曾经有多么繁荣和生机勃勃。工厂在很早前就破产了，但池塘里居还有各式各样不知来历的鱼。闲来无事的工人，偷偷的在池塘边垂钓，有时还真能钓上三五条来拿回宿舍炖汤。当然，即使工厂破产了，池塘里的鱼也是不能随便钓的，抓到罚款。

最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是厂区随处可见的玉兰树。玉兰树都长得很高，据说最高能长到二十多米。如果想要采摘玉兰花，没有一定的爬树本领是不能得逞的。这里的玉兰树，会开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白色和黄色。按其颜色分类，其实还应该有一种紫红色的玉兰花存在，听说过，没见过。

每年的五六月份是玉兰盛开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玉兰树上满是花朵，几乎要遮住那些宽大而厚实的叶子。素雅而不失鲜艳，夺目却不造作。它们质地那样温润，那样玲珑剔透，白如羊脂美玉，黄的则赛田黄。它们的身姿如莲花般端庄，优雅而落落大方。

高大的树，宽大的叶，孕育出这样大气的花。玉兰花香，香味很特别，时刻沁人心脾。味道有点像栀子花，但比栀子花香更沉稳和大气，朴实中透露着高贵。它似乎与成熟的女性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关联。

某一年，无事献殷勤，结果从玉兰树上摔下来，膝盖摔个口，咧着像嘴，我表示接受它的嘲笑。玉兰花，不可随便采摘。

科普——玻璃钢化工艺

工厂的名字叫××玻璃有限公司，是一家与台商合资的玻璃加工厂。工厂不生产玻璃，主要是来料加工，比如玻璃的钢化、喷砂、雕刻、磨边，胶合等等，还有就是批量的加工异形（不规则形状）和特殊用途的玻璃。

单独说说玻璃的钢化工艺。小时候，镇里有个铁匠铺子，每次路过的时候都要咬着指头、流着口水傻愣愣的瞅半天，被大人一脚踹到屁股都不知道挪地方。铁匠把工件加工好后，总要再放回炉子里煅烧。当工件达到一定温度后，迅速的拿出来，把它部分或者全部放进水里。哧的一声，瞬间冒出一股白烟，像变戏法，煞是好看。参观这个过程，远比看师傅和徒弟分别挥舞大锤和小锤，叮叮咚咚的敲打工件更有意思。把金属工件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让它在某种淬冷介质中迅速冷却，这个过程叫淬火。工件经过淬火的部位，它的强度和硬度会得到大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完全靠经验来掌握火候的技术活，淬火不足，或者过度，会造成工件硬度不够，或者硬度过高导致强度降低。这是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解释它需要很专业的知识。老祖先们几千年前都已经掌握的技能，如今让我来解释它的原理，我却只是一知半解。玻璃的钢化，原理和粹火差不多。

先把玻璃放进加热炉进行加热。加热炉里上下分别有两层电阻丝，通电后发热。玻璃放在炉中间左右旋转的陶瓷管上，随陶瓷管作来回往复运动，以避免玻璃受热不均，和防止玻璃在被加热后变形。当玻璃加热到一定温度（据说是度左右）后，陶瓷管快速转动，将其迅速送出。加热炉旁边是冷却设备，玻璃将停留在冷设备内，同在加热炉内一样在陶瓷管上作往复运动。冷却设备的陶瓷管上方和下方分别装有两部庞大的鼓风机，强大的气流对玻璃进行快速冷却。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玻璃的钢化。

话说这冷却设备的鼓风机，它需要多大动力不清楚，但它产生的噪音却确实了得。站在冷却设备边上，哪怕就是用嘴对着耳朵说话都难以听清楚。宿舍就在厂房旁边，刚入住的人会被这鼓风机的动静折磨得痛不欲生。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熟悉了这风机的声音，对它产生了抗体，大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意味。但是一遇到风机不转的时候就麻烦了，例如停电或者钢化炉检修，这时所有的人都会因惦记风机的喧嚣而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我觉得这是人体的自然反然。当然，如果你要理解成“贱”也不是不可以。

经过钢化后的玻璃，强度会比钢化之前增加4至5倍，这个过程相当于把1mm厚度的玻璃变成了5mm厚度。强度增加只是一方面，钢化后的玻璃安全性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钢化后的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破碎，它也会碎成非常细小的颗粒，把对人体的伤害降到了最低。没有被钢化过的玻璃，破碎后就会直接变成一把把利刃，随时都可以要人命。

但是，钢化玻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钢化后就不能再进行切割，只要稍微改变它的形状，就会破坏它的内部应力，后果就是马上变成一堆颗粒。所以在进行钢化前，一定要进行精确加工。

关于钢化玻璃的常识，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不了解的。我介绍的是十年前的钢化工艺，科技日新月异，据说现在又有了别的新工艺，不甚了解。玻璃钢化炉

头一年

言传正传，说回工厂。大领导们工厂的中方董事长姓张，是老黄的朋友。因为老黄的介绍，我进工厂也算是半个关系户。但是说句实话，我进工厂后从未劳烦过董事长，甚至我们连话都没有说过。我是一个自卑而又自傲的人，与董事长“狭路相逢”，最多也就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招呼。我很少与人提起我与董事长的关系，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其实我与董事长本来就没有关系，如果非说有，那就是我们都认识老黄。

董事长是个大个子，比老黄的个子还要大很多，而且长的气宇轩昂，脑门和发型都像毛主席，派头十足，不当领导对不起他的长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脑袋大脖子粗。大款不大款不知道，但可以确定他是领导而不是伙夫。但后来听人说，就是这个长得很大器的人，实则小肚鸡肠，以至于睚眦必报。还听说工厂的最后破产，也和他有着撇不清的关系。这是管理层的事，我们并不了解多少，我们也根本管不着的事。

其实，台资方的两个老总也都很有特色，一位姓曾，总经理，曾总；另一们姓徐，副总，徐副总。这徐副总和称呼，搁到现在早就把副字给去掉了，绕口不说，还让这副职的老总听起来不舒服。可那会儿硬是要带上个副字，好像不加上副字，他就可能马上篡权当上总经理一样。现在的人，就是屁大个经理，也乐意让别人叫他什么什么总。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这些被叫做“总”的人，身体都越来越肿，都奔“脑袋大脖子粗”的目标疾驰而去。话说这徐副总，他的职务职权和曾总比不了，要比秘书的话，他的秘书可是全公司最漂亮的。曾总不知道是怕老婆还是怕自己，硬是找了个男秘书。这个台湾的徐副总，他和秘书的关系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在公开场合说过一段很有影响力且经典的话，让大部分人对他刮目相看。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这男人和女人身上分别带有两种极性完全相反的电，导致相互吸引。但是如果长期搂着同一个女人睡觉，这种极性相反的电就会在放电过程中被综合。基于这样的原因和理由，一辈子只找一个老婆是违背科学精神的。靠，么子歪理邪说！他若不是副总，定会被全公司女职员活活打死，必死无疑。徐副总写一手漂亮的字，他的签名是反书，需要把纸翻过来才能看明白。所以由他签发的公示公告，签名总会被人从墙上撕走，目的是为了证实反过来就能看懂徐副总的名字。曾总没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不与任何他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机修部的同志到是为他修过几回奔驰，曾总靠不靠谱不知道，反正让我们给他修大奔这事有点不靠谱。

我的师傅老汪

除了董事长，我进工厂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师傅兼领导老汪。因为我懂点电脑，一进工厂就被分到了数控划片台。数控划片台，就是通过电脑控制，将玻璃切割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一台设备。上世纪末，电脑还是一件不被大多数人认知的东西。因此，我也享受技术人才的待遇，工资也比大多数工人要高出很多。那时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七百块，而我进工厂就领一千二百块，连老汪也只有一千四，这不得不令很多工友刮目相看。

老汪比我大四五岁，个子也比我高四五公分，体态匀称，肤色白皙。他长着一张中长的脸，单眼皮，小眼睛，特有的眼神表明他是湖北人。说实话，老汪长得不算难看，如果我是女人的话，说不定会有点小小的喜欢他那模样。我对湖北人的偏见由来已久，当然不会对老汪例外。人群没有好不好，只有你喜不喜欢，也许因为我接触的大多湖北人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此，湖北老乡不要太介意。老汪对人很冷，对我更冷。也许是因为我“不菲”的工资，听说他混了好几年才拿到一千四。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到来，他认为会严重影响到他在划片台地位。

对于数控划片台那台装着古老的Win32系统的电脑，在大多数工人的眼里，它是神秘之极的，不可触碰的。即或是在那时，大多数人连Win95都没见过，更不要说Win32。能操作这台神奇的机器的人，当然就不是一般人。因此，老汪在这里的地位也是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而现在来了一个可能而且可以取代他的人，这当然会让他心里不快。

其实，我除了对Office办公软件略知一二外，对于数控划片台所用的后台软件AutoCAD一无所知。当然，老汪也并不会画图，但这个工作并不需要画图，只要懂得AutoCAD的操软件作界面就足矣。除了对控制台按钮部分的操作，对于AutoCAD所涉及的任何东西，老汪都不会告诉我，甚至很多时候还要背着我处理技术问题。后来有领导授意，要他教我，他才极不情愿的当着我的面，以极快的速度操作一遍，算是教过我了。

面对这个样的师傅和领导，最开始我还是有些郁闷的，但后来觉得他不教我岂不是更好，划片台任何时候出了任何毛病都必须找他，那我才省事呢。当然，这就是他想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他在划片台的重要地位。划片台离了谁都可以，唯独离不开老汪。为此他更是不辞辛劳，24小时随叫随到。

我和老汪远远的保持着距离，直到我离开工厂，我们都没能成为朋友。多年后回想老汪，觉得他有些可怜。老汪除了和我不是朋友外，和大多数人都不是朋友。不招人喜欢的人，大家都在背地里给取绰号。我努力的回忆老汪的绰号，似乎没有，从来都不曾有过。因为一个很平常的口角，可能与他口角的这个人当月的工资就会不明不白的少很多。当然，他也绝对不会让你不明不白，扣钱的理由都会充分恰当，让你“心服口服”。他需要以此来维护他在划片台的威严和地位。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家厌恶他厌恶到不愿提及，连给他取外号的兴趣也没有。更甚者，可能有人会觉得谈论他会脏了自己的嘴。而面对他的上级领导，虽然不当着大家的面溜须拍马，但他永远都是一副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奴才德行。因此，他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生活工作。

我不想指责老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本性是与生俱来的，由不得他自己。另外，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难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必须与我们自己的等同。不与任何人为敌，也不要奢望所有人都成为你的朋友。

有感于第一年

春去秋来，在数控划片台日复一日，一干差不多就是一年。数控划片台分两个班，老汪一个班，我一个班，老汪是两个班的班组长，我只是我们班的操作员。

这一年日子过的很枯躁也很平静，除了玻璃割伤右手，工伤休息半个月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但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工伤，似乎更不值得一提，不提也罢。

即使在这样毫无悬念的日子里，依然会有所期盼。比如上班盼下班，周一盼周未，月初盼工资，光棍盼恋爱。生活，不能没有盼头。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在期盼，后半生则是等待。期盼和等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有。

从形式是来说，期盼所指事物的内容，及该内容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我们期盼的美好生活，可能会是这样的，也可能会是那样的；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等待，则是针对某一特定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可预知，比如死亡。

期盼和欲望，它们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期盼，是一种期待和盼望，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而欲望，则是要改变自己，改变环境，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这句话是真理。当人产生某种欲望后，痛苦就随之萌芽。如果没有痛苦伴随，欲望就不能称其为欲望，没有痛苦的欲望只能叫做想法罢了。千方百计实现自己欲望的过程，往往最后都变成了摆脱这种痛苦的一种手段，而这种痛苦却又正是由欲望本身带来的。人们自己给自己挖一个泥潭，然后纵身跳下。最后费尽周折爬上来，狼狈不堪的站在岸上，竖着俩指头傻傻的说：耶，我赢了！还有一些人，永远都没有再上岸说“耶”的机会。也许，这就是作为人类，最最愚蠢的地方。

在那样一个没有雄心，没有壮志，只有小欲和小求的生命阶段，我是快乐的。无欲无求，是境界。凡境界者，常人都不可及。若非及不可，那恐怕就变成另一种欲望了。

这一年里，独来独往，认识所有同事，但没有一个朋友。

上海趣事

走过春夏秋冬，体验了上海的一年四季，也目睹了很多有趣的事。

上海上海，热死个人

上海的夏天特别热，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如果上晚班，则白天休息，白天的炎热简直让人寝食难安，无法招架。水泥地板上泼下几盆凉水，稍微晾一下将凉席直接铺在地上，旁边再放上一盆凉水。人躺到凉席上，风扇开到最大档，将一条湿毛巾搭在胸口。一觉醒来，汗水在凉席上画出一个人的样子，完整的记录着你的睡姿。扯下毛巾，擦擦身上的汗，放进盆里搓搓再搭回胸口。

后来发现，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不是热得最难受的时候。所谓淋漓者，都有畅快的意思。最难受的状况是感觉非常热，却又出不出来汗，就是所谓的闷热。这种闷热，让人坐卧不安，心神不宁，有的时候简直还能让人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闷热，有点类似特别难过时，想哭却又哭不出感觉。汗水，可以带走体内的热量，而泪水，则能释放内心的悲伤。

如果上白班，车间里用来降温的风扇更是夸张的吓人。说它是风扇，其实就是一台以V三相电作动力的小型鼓风机。直径五六十公分，深度在一米左右，像个大铁桶一样的外壳里，三片硕大的螺旋状叶片，发出低沉的嗡嗡的声，它产生的风能吹到二三十米开外，可以将站在跟前的人吹得踉踉跄跄。这是风扇，也是个危险装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每个人都对它敬而远之。

晚上临睡前，拎着水桶到楼下水龙头上去冲凉。一桶水举过头顶，慢慢托起桶底，用三至五秒时间从头上浇下来，那种毛孔在瞬间收缩的爽快无以言表。回到宿舍，如果不小心触摸到铁架床，会条件反射的猛的抽回手来。由于手和铁架床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足以让你觉得铁架床仿佛刚从太阳底下拖回来，那可不是一般的烫手。

所有人都盼着气象局报告气温已经超过38度，这样工厂就必须放假，但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温度明明都到了40度，可人家气象局硬说那只是局部。这到是实话，空调房里才十几度呢。

上海的夏天，着实让人印象深刻。还好，最热的天就那么一二十天，不比深圳，一热就是半年。

上海之秋

上海的秋天很短暂，因为它太美好，它的美好是因为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酷暑。上海的秋天雨水不多，大多时候都秋高气爽。上海的雨季是在六七月份，上海人叫梅雨季节，依我看得叫“霉雨”季节。那雨下得没完没了，几乎天天下，每天下几场，有时一场就从早下到晚，中间不带休息。这雨下得能让所有东西都长出霉来，与四川盆地的绵绵秋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的秋天，总是伴随着淡淡的桂花香，桂花香也是上海秋天的一个符号。下午那明媚的阳光，凉风后竖起的衣领，街道某个拐角处羞涩的菊花，街道散发出的“体香”里夹杂着的飘渺的桂花香，迎着阳光走过的女孩儿……上海，你可安好？

秋天转瞬即逝，不期而至的冬天总是让人咬牙切齿。上海的冷是一种特别的冷，所以特别冷（废话）。说不出它有多冷，似乎也并没有多冷，但一想到上海的冬天就会打寒颤，那是一种可以冷到人内心深处的冷。记忆深刻的是夜班快到天亮时，得把多余的工作服裹在头上御寒。

SB

这一年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都是外地人，安徽同事居多。因为都是外地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说普通话，所以一直都听不懂上海话，骂人的话还是会几句的。骂人的本地话，必须得懂，无论你身处何方。比如上海有个骂人的词语：港督。当然这只是谐音，那两个字完全不是这么写的。

当我弄明白那个词语的含义时，很惊诧也很疑惑。港督可是香港总督的简称，何来骂人之意？如果彭定康知道他的职务在上海人看来就是SB的话，他就算是回英国了肯定也得找上海人算账。多年后上网查过之后才知道，那两个字应该是这样的：戆大。它的上海话读音与“港督”完全一致。“戆”应该算作是古文字，可追溯到《荀子·大略》——悍戆好斗；《荀子·儒效》——狂惑戆陋之人；《史记·高祖本纪》——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史记·汲郑列传》——甚矣,汲黯之戆也（摘自百度百科）。戆，就是愚蠢的意思。戆大，相当愚蠢。其实上海骂人的话还有很多，比如“港B样子”，其实还是那戆字。有上海人捉弄外地人，说给你取个日本名字吧，就叫江边洋子。这个名字用上海话一念就变成了“港B样子”，意思是瞧你那很傻很蠢的样子。还有“插那”，这两个字准确的写法不知道，但知道它的意思，就是有“操”、“靠”、“他妈的”的意思；“猪头三”，笨蛋的意思。“瘪三”，指那些不道德、下流的人，有时也指小混混；“十三点”，愚昧无知，傻里傻气的意思，用以形容那些言行举止不合常理的人；还有一个常用的，叫“阿吾类”，意思是笨头笨脑，行动呆滞。上网查了一下，它的由来各说不一，那是几个字确切怎样书写也不明确，我觉得它和“二百五”是同一个意思。还有三脚猫、贱骨头、下作，这些都好理解。说到这里，也不妨再扯远点，说说特别有意思的上海话。有些上海话，不在特定的环境里，连上海人自己也听不懂。那时候有个电视节节目叫“上海喜洋洋”，不知道现在还是否在播。在那个节目里，找了两队人，一队是上海本地人，一队是日本人，让他们先听一句话，然后判断是上海话还是日语。那句话的读音是这样的：阿只么哇，阿达西哇。上海人一听，坚称是日语，而日本人则说发音像日语，但日语里没有这句，但是有点接近日语的“明天的我”。最后公布答案，它是上海话的“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在场的人笑成了一锅稀饭。据这句话写成假名就是这模模样あずわた、あたしは（摘自百度知道）。

有一种称谓，它叫“阿姨”

在上海，有一种称谓叫阿姨。称呼变称谓，无疑是特色。刚进工厂的时候，总听那些上海人管食堂里面打饭的人叫“阿姨”。开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只是越到后来就听出一些端倪。比如，一个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嗲声嗲气的管食堂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员工叫“阿姨”，我觉得这事就超出了我可以理解的范畴。四十几岁的人管二十几岁的人叫阿姨，无论从哪方面来解释都觉欠妥，那就只好从“辈份”的角度去推测，否则难以理解。你想想，如果一个和你父母年纪一般大的人，管你叫弟或者妹就算了，突然叫你“叔”或者“姨”，你是不是会被吓到？难道真的是上海人普遍辈份低？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得懂上海话以后，从两个上海人的交谈中我才明白，他们都管自己家里的保姆叫阿姨。社会有阶层高低之分，人就必然有地位贵贱之别。那时候的上海，阿姨就是保姆，保姆就是佣人。代换，阿姨就是佣人。佣人的社会地位，成百上千年的延续，不是单凭她们的辛勤劳动就可以改变的。佣人的社会地位，高或者低暂且不论，但把食堂员工当作佣人，总还是有些不妥当。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管她们叫“阿姨”，不但刺耳，甚至觉得有些恶毒。你若不觉恶毒，那别人反过来喊你一声试试看。你们若要坚持这样喊，我就只能说你们的辈份低，或者故意降低辈份来作践自己，骂人的话我也不会。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上海人学会“家政服务员”这个词语没有。

我的机修生涯

那年春节没有回家。

春节一直工作到年三十工厂才放假，正月初四又开始加班，已经不记得这个春节是怎么过的。在外过春节，早已经习以为常，早就没有了感慨。只是，在外多过一个春节，就多一分对父母的愧疚。

年初八正式上班，一大早就接到通知，我要被调到机修部。其实是下午老汪过来通知我才知道的，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刚上了夜班，白天休息。至今我都没整明白，我既没有机修方面相关专业知识，又无去机修部的意愿，调我到机修部到底会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但又百思不得其解。

去机修部上班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资没升没降还是那么多，工作却明显的轻松很多。从此再不用倒班，再不用随着划片台的机器同样八小时不间断运行，也再不用再看老汪的脸色。无论因为什么调到机修部，这对我来说这都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没过多久便不再琢磨。好事琢磨多子，弄不好会变坏事，所以没事别瞎琢磨。

徐师傅

机修部头儿姓徐，瘦小的个子，约五十多岁，不善言辞，性格有些古怪。这徐师傅，要说他性格具体怎么个古怪法，却又说不明白，反正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徐师傅这面部，好像曾经遭受过自然灾害，又没搞好灾后重建。远看一片大好，近看坑坑洼洼，据说那就是传说中的麻子，据说是孩童时期患天花落下的疤痕。我们一般尊称他徐师傅，不高兴他了背后偷偷叫他老头儿、麻子。麻子这个绰号尽管听起来有些大不敬，但确实没有多少恶意。现在回想起来，徐师傅好像也不坏，至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不像某些人动不动就扣钱。

机修部加我一共六个人。主持全面工作的徐师傅、电工张承德张师傅、焊工兼钳工老吴、打杂小工钱立宝和啥都不会的我。不是六个人吗，怎么这才五个？对了，还有一个仇师傅。这个仇师傅呢，虽然是机修部的人，但大多数时间都看不到他的影子。他要么不来工厂，要么就来了呆在办公室里吹空调，或者跟一帮上海MM侃大山。偶尔来一回机修部，俨然一副视察的样子，背着双手，几乎什么都不做。尽管没有人提及他的职位，但看上去他才是机修部的最高领导。这个仇师傅，他莫名其妙的领导我们也就算了，有时他还出没在别的部门，一惯性的背着手，依旧一副领导模样。那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呢？据说他是张董事长的妹夫，后来他自己也在我们面前显摆了他与董事长的这一层关系。

我和徐师傅

我一直都认为我不是个特别招人烦的人，但却一直不受徐师傅待见。最开始我还讨好似的找他说话，但他一直都爱理不理。反正他都不理我，那我又何必在意他怎么看我呢，我也干脆当他是透明人。

离开机修部后，我认真的反思过这件事。徐师傅多年前从部队转业，大概在部队呆过的人性格上都有一些与众不同。我与董事长的这一层不是关系的关系，也许徐师傅早有耳闻。一个根本不懂机修的人，调到了技术性很强的机修部，成为了他的手下，他怎么能对我这样的“关系户”有好脸色呢。也许这就是徐师傅不待见我的根本原因。但是我总不能给他解释说，调到他手下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要怪你就怪调动我工作的人，除非我不想在机修部呆了。再者，他本来就古里古怪的性格，对谁都不热情。所以，只好随他去了。

我到了机修部，徐师傅不怎么管我。他不但不管我，也很少管其他人，干活完全都是凭自觉。我有事没事就屁颠屁颠的跟在张师傅后头，给他背着电工包，一副徒弟的样子。我俩配合还很默契，他要干坏事，我总能帮他想出招来。

张师傅，荤段子

张师傅是上海人，四十出头，高个子，四方脸，高鼻梁，浓眉毛，大眼睛，长得很帅气。用现的话说，长得还很Man。他从来不用“外地人”“乡下人”这些词语，这说明他很有涵养。最主要张师傅还颇有幽默感。闲得没事做的时候，一帮人在机修部的休息室闲扯淡，张师傅在墙角正襟危坐，一脸正经。他一边用大茶缸子不紧不慢的喝茶，一边不动声色的给我们讲笑话。

笑话分好多种，但最有生命力最好笑的，应该是那些所谓的荤段子。说起荤菜段子，很多人马上想到一个词：低俗。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快乐都来自于大家所谓的低俗中。而中国的君子式教育，又不允许这些所谓的低俗存在。很多本来就低俗不堪甚至恶俗的人，却用高雅来标榜自己。两口子做爱，算是高雅还是低俗呢？我想没有人敢站出来注解。男人们谈到性工作者，无不充满鄙夷的神情，甚至还要表现出同仇敌忾、势不两立的架式，有必要的话还要亲自为民出害。但是他们私底都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恐怕就是中国后现代君子。

王小波说：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我认为也是这样。如果从人的本性来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君子。但我又不能否认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那么多君子。关于这个现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些君子都是装出来的。若一个人能装一辈子，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获得君子的称号。可是，现在的大多数人装也懒得装！

我等闲人自然不是君子，自然可以听一些不伤大雅的荤段子，甚至还可以在小范围传播。那到底什么是荤段子呢？百度是个好东西，不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去问它。对于荤段子，百度是这样注解的：指带有一定的色情意味，同时又是民间化的色情与语言智慧的混合物(包括文章、笑话、玩笑)；是段子文化兴起的开路先锋。荤段子在一定场合能起到心理宣泄、放松情绪、活跃气氛等作用。荤段子通俗的叫法是黄段子，与之对应的还有灰段子，红段子，黑段子等。在这个注解里，我注意到了两个词语，“色情文化”和“语言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肯定它是一种文化和智慧。

看过《笑林广记》的人都知道，其实这是一部典型荤素搭配的笑话集。不难看出，清代或者清代以前，就开始有人讲荤段子取乐了。姑嫂二人纺织，偶见萝卜一篮，姑曰：“篮中萝卜，变成男子阳物，便好。”嫂曰：“软的更妙。”姑曰：“为何倒要软的？”嫂曰：“软的硬起来，一篮便是两篮。”哈哈哈哈，荤段子只可口传，书之则有碍观瞻。

每次讲完笑话，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而张师傅却稳如泰山。小钱笑得晃塌了椅子，拽翻了桌子，摔碎了杯子，坐在地上以头撞墙，张师傅依然不笑。张师傅的幽默不止是会讲笑话而自己不笑。一天在食堂吃饭，某人坐得不严实，狠狠的放了一个屁。由于声响太过铿锵有力，引来一片声讨。有人大声嚷嚷：谁啊谁啊？！张师傅慢条斯理的说：嗯，有点上海腔，但我认为学得不老像，讲普通话还是老好，上海人莫啥好冒充的！结果笑倒一片人。这话不能细究，若非要剖析一下，不难看出张师傅有批评某些上海人说话像放屁的意思。

张师傅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据说，凡是有一些幽默感的男人，都具有一定的魅力。听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幽默感与魅力成正比。如果一定要这样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个有幽默感的男人，他的智商情商都不会低，所以有魅力也是应该的。

张师傅虽然在机修部，却能招来办公室的女人喜欢，这就充分证明他的魅力不是浪得虚名。这不，人事部的黄小姐就很喜欢张师傅，经常借故到机修部来找张师傅，说话温柔得像只猫咪。黄小姐，三十来岁，人长得挺好看，不过已经结婚了。我想无论她是否结婚，反正张师傅儿子都上初中了，他们俩不可能在一起。我那时候的想法还很幼稚，以为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好，她就一定是想要和这人男人在一起。事实远远不是这样的，远比想要在一起这个想法复杂得多。当然，一个女人（男人）对一个男人（女人）好，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求，就是单纯的喜欢。

听说以前办公室里还有别的女人喜欢过张师傅，这些都让机修部的同仁们妒嫉不已，特别是老吴和小钱。

流感盛行时，那天黄小姐给张师傅送预防感冒的中药，药是工厂自己熬制的。“张师傅，药给你放休息室了，你赶紧趁热喝了它。”我们回休息室的路上碰到黄小姐，她送完药往回走，一边不自然的搓着手，一边面带羞涩的叮嘱张师傅喝药。张师傅没有吱声，我们径直走了过去。到门口我回头看见黄小姐她还站在原地，深情的望着张师傅的背影。一个人能为她（他）所喜欢的人做事，她（他）心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心想，老张这个家伙艳福不浅。

回到休息室，小钱满脸坏笑的瞅着张师傅，鼻子里发出阴阳怪气的干咳声。老吴则眼巴巴的看着张师傅，自言自语的说：“老张好福气，老张好福气老好咧…”张师傅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小口，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后放下碗，后来一口都没有再喝。

我不知道张师傅叹息什么，无从揣摩。张师傅这天没有讲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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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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