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人何以为禹——诸子学视域下荀子“群”思想的再考察

方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暨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上海）

[摘要]在荀子思想的研究脉络中，对“群”的阐释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晚清时，严复首先通过《群学肆言》与《群己权界论》二书将荀子之“群”阐释为广义的社会学思想，其后康有为、梁启超又借此将清末兴起的“群学”赋予西方政党的涵义。从荀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这些作法固然开启了近代荀子思想研究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进路，但同时也多少遮蔽了荀子所处先秦诸子时代思想的整体特质。按照《庄子·天下》与《论六家要旨》的概括，“天下”与“治”是先秦诸子学共同的思想指归，相应的，“涂人成圣”则是荀子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具体表现。在考查“涂人成圣”这一理论问题时，“礼义”无疑是“涂人”与“圣人”联结时最重要的凭籍。同时，在这一视域下重审“群”的内涵，“人能群”以及“人有义”的具体指向，因其同样作为“人禽之别”的重要边界，而与“礼义”的内涵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实际上，正是“群类”与“群分”的涵义与“礼义”的具体内容互为注脚，才能解决“涂人何以为禹”的关键理论问题，并由此展现出荀子对孔子“礼”与“仁”的继承，以及对诸子时代核心问题的回应。

[关键词]“群”；“诸子学”；“涂人成圣”；“礼义”

荀子之“群”得到重点阐释，在荀子思想的研究脉络中属于晚近之事。清末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精英们在文化与制度层面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反思，因此相应的学术理念与社会机制都成为了被积极引入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解与介绍，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尝试，必须有其可以扎根的中国土壤。由此，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群”这个概念进行结合与阐释。而正是《荀子》一书中对“群”的论述，不仅成为了三人通往西方思想的金钥匙，更成为了后续研究荀子思想的全新进路。自此，荀子思想研究增加了政治学与社会学两种理论模型。客观来看，在二者的观照下，荀子思想确实展现出许多具有积极现代意义的理论议题，但诸如“圣人”与“成圣”这样至关重要的原初性概念与议题，也逐渐被遮蔽起来。因此，当回到诸子学原生语境时，亦即司马谈所谓的“务为治”（《论六家要指》）以及《庄子·天下》所谓的“天下道术”这一大背景下，“群”在荀子极为关心的“涂人成圣”这一经典儒家理路中有无重要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十分值得深入考查。

一、公民与社会：荀子“群”思想的当下理解向度

在荀子思想研究的历史脉络中，“群”这一概念时至晚近才得到重视。受迫于现代西方的全面压制，在康有为、梁启超引入西方政党制度，以及严复引入社会学的基础上，荀子之“群”成为了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全新研究对象。从过程上看，严复从一开始便对“群”进行了广义上的“社会学”解读，当然，这种解读的内容最初是极不严谨的；而康、梁则在对严复之说多有借鉴的基础上，逐渐使得清末兴起的“群学”具有了政治学说的理论维度，而这一视角也成为当下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再从实质上看，通过上述对“群”涵义的特殊阐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突破了原有伦常社会模式的控制，而得以与现代社会体制中“个人与权利”的模式完成接轨，并达成了中国社会理论化的现代转型，以及由此提供了探讨相应理论问题的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上述研究的不断深入，回归荀子思想原始语境进行重新探讨的尝试，也逐渐显露出来。从这种努力背后的初衷来看，“诸子学”模式的问题探讨方式也许会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下的一种新方向。

具体而言，从现有的研究面貌来看，关于《荀子》中“群”的解读有两大特点：一是相关研究在时间上都集中于清末至今的百余年；二是研究进路无外乎“社会学”与“政治学”两大领域。实际上，这两大特点的呈现相辅相成，皆源自清末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清末社会积弊已久，内忧外患，对此许多有识之士疾呼改变民众涣散的局面，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极力提倡“合群”之说，积极创办各种学会，其中尤以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最大。不过细究二人对“群学”的理解，却又多有模糊不清之处，这其中主要涉及对严复思想的借鉴，以及二人自身的理论诉求之间的纠缠。按照梁启超在《论学会》以及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所发表文字来看，康、梁二人对“群学”的理解实际上指向了西方的政党与议会制度，并由此在政治层面探明西方强大的根本所在。在上述的相关文字论证中，二人多借助严复引进的“社会学”。例如《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一文，康有为表面上引经据典阐释“群学”的社会学意义，但实际上却在发挥自身合群立会的现实政治诉求。对此，姚纯安先生断言：全文内容与社会学毫不相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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