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瓦解与重建王长华赵棚鸽来源：《文艺理论研究》年第4期

经学是中国二千多年政治、文化的根基，它层累式地建构并完整、绵延性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其中的《诗经》因具备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温柔敦厚、主文谲谏及美刺等价值功能，而历代传颂不衰。正所谓“《三百篇》所以流传于今的，由于德政化”(蒋善国2)。然而，当经学被彻底否弃，这些层累的“德政化”的价值取向便不再成为中国典籍的阐释追求，传统的价值期许和价值系统也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诗》有本义、有引申义，绝大多数诗篇之本义自其结集后即渺不可逮。历代《诗》学所努力探寻的多为诗歌的引申义，不同时代的治《诗》者通过持续征引、传笺、注疏等方式，不断阐释《诗经》诗义，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

儒家先贤在《诗三百》经典化之前，就努力发掘《诗》的使用价值。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杨伯峻)。①在外交场合委婉地表达政治诉求，是《诗》最直接的使用价值。这种风气春秋时代盛极一时。

齐庆封聘鲁，叔孙氏赋《相鼠》批评其无礼(孔颖达)。申包胥乞师，秦穆公赋《无衣》以示同意出兵(孔颖达)。设若无《诗》，这一时期的外交场合必多剑拔弩张、刀枪相向之武事，少却许多我们今天在先秦文献中粲然可见的诗意。而此一赋《诗》言志风气对后来中华民族委婉内敛文化性格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除肯定《诗三百》在外交场合的重要作用外，孔子还从多个角度阐释《诗》的价值和读法。一是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1)。二是触类旁通、敏于喻礼，《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25)。三是《诗》的社会作用，“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通过生活日用之常极为生动地呈现了《诗》的总体思想和学《诗》的具体方法以及终极目标。孔子对《诗》的理解有一个明显特点，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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