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新闻 >> 收获书评middot92身份
陈希我
陈希我，福建人，作家、文学博士。曾留学日本，现供职于国内大学。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大势》《移民》《我疼》《命》，随笔集《真日本》《我的后悔录》，学术专著《享虐的文学》等。作品曾获英国笔会奖、人民文学奖、《文学报》新批评文学评论奖，登首届《收获》排行榜，进入美国《洛杉矶书评》中国当代最佳小说12部，五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英国《经济学人》称其为“特立独行的作家”。
《收获》书评·92
-.12.15-
长篇《心》（陈希我）简介：
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春卷
日籍华人林修身将财产“裸捐”后患“心碎症”去世。“我”作为记者开始追寻他的生平。他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疍民，孤身流落到日本。在众多知情人的讲述里，他的形象就像外号“U”一样，极端对立，复杂多面。而被讲述者林修身也在阴阳界掊心自述，忏悔和拷问自己在战争、情欲、爱恨、身心之间的撕扯，可他已在阴间的妻子香织出来戳穿：这忏悔也不过是自诩的策略，这心也不过是幽深的“容器”。但即使是这颗心，它确实存在吗？
身份政治、复调叙述与国民性问题
——读陈希我长篇《心！》
文
郑润良
：先锋作家陈希我的长篇新作《心！》借鉴《心》、《竹林中》等日本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但其叙述旨趣指向全球化时代个体的身份政治与沉重的国民性建设问题。
身份政治、复调叙述、国民性
迄今为止，作家陈希我已经通过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确立了个人鲜明的写作风格。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陈希我的小说里隐藏着一个审判官，“陈希我式的‘审判官’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强硬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陈希我则把自己的写作称为“黑暗写作”，“缪塞说：‘真理的本质是骷髅’。深刻就是进入黑暗，追求黑暗就要下坠。从《冒犯书》、《抓痒》，到《我疼》、《命》，我都在这么做，谓之‘黑暗写作’。”[1]陈希我的“黑暗写作”在当代中国文坛显得如此与众不同、格格不入，难怪评论家王春林要以“极端化的人性书写”为题评述他的写作，“陈希我作为人类存在奥秘的一位深入勘探者，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总是一贯地对于人性进行十分严厉尖锐的拷问，总是在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进行着他所理解中的人性书写。都说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以对人性的严厉拷问与表现而著称于世的作家，在我看来，陈希我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当代的一位极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虽然他们之间在人性的追问方式与追问旨趣方面也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说实在话，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向以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为其基本文化特色的国度里，陈希我的存在绝对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异数，是对于中国人习惯性的一种阅读心理忍受界限的极大挑战。”[2]78陈希我的“黑暗写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是由于其一贯的对疼痛、冒犯与黑暗的书写，对存在真相不屈不挠地追问，另一方面则是其题材与风格的“日本化”。长达六年的日本游学经历在陈希我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长篇小说作品《移民》、《大势》等作品都可以归入“移民小说”的范畴，包括最新的这部长篇小说《心！》[3]。显然，这些作品都调用了作者游学日本的经验。同时，更为引人注意的应当是陈希我作品的“日本文学”背景。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历史与美学渊源，现代以来，日本文学占主流地位的都是“私小说”、“无赖派文学”式的“黑暗写作”，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太宰治等日本文学大家都是以探究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萎靡、聚焦人性阴暗面而著称。客观地说，陈希我的黑暗写作并不是肇始于日本文学对他的影响，“陈希我是孙绍振先生发现的。写作课上，陈希我把自己的小说《坟墓》当作业交了上去，孙先生读后极为震惊：怎么一个18岁的孩子，就有这么黑暗的心理？在一团‘黑暗’中，孙先生发现了一块‘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后来陈希我一直在写，一如既往地执着于黑暗，沉溺于黑暗，将黑暗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4]72陈希我自己也说，“我从十三、四岁开始，就这么写小说，一直被否定被打压，但坚决不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跨世纪，二十一世纪。”[1]但同样，现代日本文学中的“暗黑”倾向对于陈希我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可以说，陈希我天性中的“黑暗写作”倾向与日本现代文学的“暗黑”倾向不谋而合，在陈希我后期的写作中影响越来越深刻，陈希我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太宰治”。众所周知，以《人间失格》名世的太宰治以“丧”著称。陈希我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太宰治”当然也与他作品给人“丧”的感觉直接相关。在陈希我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执着挖掘人性深处的恶，不留情面，不留死角，不管面对的是夫妻恩爱还是父子伦理，他总要从中看到人性的暗黑面与恐怖之处，所以难免给读者“丧”的感觉。但这种黑暗写作，这种“丧”，还是能够唤起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可以看出陈希我的写作是一种真诚的写作，一种彻底的写作，一种“抉心自食”的写作。这种创作态度在陈希我的创作历程中可谓一以贯之，在新作《心！》中贯彻得尤为透辟与彻底。讨论陈希我的长篇新作《心！》，不能不提到夏目漱石的名作《心》。陈希我接受了日本现代作家的诸多影响，对许多日本作家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对于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更是情有独钟。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鲁迅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郁达夫、郭沫若等人都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但由于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文化纠葛，日本现当代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方面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当代作家也一般讳言从日本文学中汲取营养。陈希我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他在诸多文章中都提到自己对于日本文学和日本现代作家的喜爱。在一篇纪念夏目漱石的文章中，陈希我这样写道，“他坐着火车，在祖国现代化铁轨上‘同一’向前，就像上世纪80年代王蒙《春之声》里的景象，只是夏目漱石没有王蒙的好心情，他不安，觉得被裹挟，他处在困境中。他所以伟大，恰因为他永远处在困境中。他足够矛盾，足够期待，足够失败，足够痛苦，足够绝望，足够热忱，足够恶毒，因此他的文学足够璀璨。”[5]这是陈希我对夏目漱石的理解，也是陈希我对诸多现代日本文学大师的理解，更是陈希我对写作意义的理解。文章中，陈希我特意提到夏目漱石所处身的时代是人们想象中日本社会辉煌进步的明治维新时期。但就算处身于这样的所谓“好时代”，作家夏目漱石依然看到的是时代之弊与人性之昧。理论家阿甘本在其《何谓同时代人？》一文中指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6]，“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要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6]阿甘本的话包含两层意思：真正的作家是与时代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的人，他不会随波逐流于主流价值观，而是以自己的言说为时代纠偏。同时，成为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同时代人”意味着一种勇气，因为言为心声，真正动人的作品都是作者真切价值理念、情感经验的投射，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真正在思想上、言行上、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与时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这对于每一个作家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显然，陈希我对作家的理解与阿甘本所谓的“同时代人”有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性，真正的作家都是深度凝视这个时代的黑暗与人性之黑的“同时代人”，也是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的“同时代人”。《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陈希我对夏目漱石等日本现代作家经典作品的致敬。同样是在纪念夏目漱石的那篇文章中，陈希我探讨了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和他的作品《心》，“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必须做到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无功而返？是因为自己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起来。对代助来说，他陷入他的社会关系中，无法逃脱；对宗助来说，他还面临着内心的审判。如果说写《从此以后》时，夏目漱石还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