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cliffeBrown,下依学界惯例简称“布朗”)访华并在燕京大学讲学,是年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一年秋天,这位英国人类学界结构功能派的代表人物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在燕大开设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共有百余名学生研习这两门课程。林耀华当时是燕大的研究生,经举荐作了布朗在燕大讲学期间的助教,并在布朗指导下,完成了《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的文章。布朗离华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社会学界》第9卷作为纪念布朗来华讲学特辑,其中共刊登了布朗4篇论文:《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和《原始法律》;吴文藻也发表了《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胡鸿保主编,:72)。

吴先生在此时邀布朗来华,有打通各派学问,使之为中国所用的考虑。年,吴文藻已经请过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派克来燕京大学讲学。“派克老师”在“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两门课上讲了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他本人还亲至监狱和妓院进行考察（胡鸿保主编，：71）。强调实地调查重要性的派克给了燕大学生很大震动。

年,吴先生请布朗讲学,也并非没有学科上的考虑。布朗与派克不同,前者是人类学家,后者是社会学家。但这对于在中国宣扬文化人类学的吴文藻来说并不是问题,他所追求的正是在中国破除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界限,使二者得以综合,为中国社会所用[②]。更重要的是,布朗同样极强调社区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他本人以不发达地区及原始社会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刚好与从事都市社区研究的派克形成互补。

一、“有功用”的社区研究

我深信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来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则对于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必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不但如此,功能观点还可以给我们一种抉择文化元素的取舍标准,因为功能派之考察社会文物制度,最重视一文化元素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占什么样的位置?发生什么样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需要?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旧文化特质,若失了功能,即失了它存在的价值,又如一个西洋文化丛,若不能满足我国的需要,即无输入的价值。(吴文藻,b:99-)

读懂吴文藻以上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他先后将派克与布朗邀到燕大讲学。对派克和布朗的引进,牵涉着吴文藻对于社区研究该如何导出对整体社会的理解的方法论主张。实际上,当时的吴先生未必有“以小见大”的雄心,他并未打算仅研究某一个社区就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吴文藻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将其时的中国理解为: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被西方所冲击,发生了社会变迁,各地因发展情况和受冲击程度不同,而存在着社会结构(文化)上的差别。“社会”是诸发展程度不同的社区之结合,因此,要普遍调查这些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社区。吴文藻所追求的社区研究是普遍地施于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的;同时“,社区研究”正是“国家建设计划”之前的步骤。于是,吴文藻主张,要按各地区社会变迁情况的不同,分别研究,进行比较,最终“抉择文化元素”。对他来说,引入功能学派对中国有实际功用,可以用之区分中国现今存在着的“有益的”与“无益的”文化因素,而区分之后方能更有效地改造。这种理解背后大概是吴文藻对当时世面上流行的或一味维新、或只顾复古的观念的反对。他认为,择取哪些文化因素并加以发扬,应看其对社会的功用,而不该以新旧或中外为标准。或许可以说,吴文藻承认进化的思想,但这种进化观不是单线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进化论,也并非实质上与西方中心主义同出一源的传播论,因此,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有着“客观中立”态度、以功用衡量文化因素的功能派(布朗尤其强调将人类学改造为自然科学),与吴文藻的理念一拍即合。而与马林诺斯基不同,布朗更加强调社会变迁,提出要动态地研究社会,从比较不同社区中寻求对社会变迁的认识,这自然与吴文藻观念中现代中国的需求相一致。

除了倡导进行汉人社区研究,吴文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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