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自世来，而明代尤其多！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山人呢？

“山人”这一称谓初始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在此,山人是掌管山地政令的官员。《荀子·王制》曰“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这里的山人则是指居住山林草野的百姓。大体说来,在隋朝以前的文献中,山人基本上是指山野百姓。

唐代以后文献中的山人则特指标榜不入仕的士人或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江湖游士。杜甫《过南岭朱山人水亭》云“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这位朱山人显然是一位隐士。唐肃宗曾欲封官李泌,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是。出陪舆荤,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著黄圣人指肃宗,著白山人为李泌。唐代及以后的山人多通技艺,或书画诗乐,或医术卜盆等。如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草书何太苦,诗兴不无神。”宋代山人多指工匠技艺之流和行走江湖的医师相士,如《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载张山人“说浑话,善作十七字诗”。元代,山人特指行走江湖的相士医师之流。本文的“山人”是指科举功名不遂包括对低级功名不满意与仕途蹭蹬者,干谒权贵以获取馈赠或入幕的士人。宋元明清时期,以“山人”为号的士大夫不少,尤以晚明最盛。如王九思称紫阁山人,胡应麟自称少室山人,王世贞自称弃州山人,等等。他们尽管不是山人,但好以“山人”自称,说明他们对于山人的某些品格性情的认同与赞赏,也予以参照。

山人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己是蔚为大观,成为一个数量庞大、广为社会瞩目的群体。所谓“山人如蚊”,“近来山人遍天下”。我们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传记亦可见一斑,从太白山人孙一元起,甲前集至丙集记录明中期以前称“山人”者12人；丁集记录“山人”44人,总计收山人不下60,足见其群类之庞大。对于明代山人的兴盛原因,学界较多地论及“一是中国传统隐逸思想在明后期的涌动二是心学影响下知识分子任情适性和交游的风气三是佛道等出世宗教的导引”。其实,明代科举也是造成明代山人繁盛的直接原因之一。

山人本来是“看君多道气”,超然物外的隐逸之士,但是明代的山人“都不在山,当称遥授山人”,被人讥讽说“山人当岩居穴处,奈何日置足朱门也。”造成这一奇特而又尴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明初的政治环境与科举取士。

明初,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铁血政策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时有夏伯启叔侄,被斩断手指仍誓不为官,朱元璋指示“宜袅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可以说,“置不为君用之罚”的恐怖统治断了士人隐居之路,所以明朝的隐士独少。据《明史·隐逸传》统计,整个明代的隐士仅有12人,而且有9人是明代前期人,只有沈周、陈继儒和沈一元生活于明代中后期。而陈继儒和沈一元己被公认为山人,沈周也没有完全隐遁山林。由于隐逸之风在明初被荡涤殆尽,中国源远流长、积累深厚的隐士文化也被稀释异化,既然“岩居穴处”不成,那就“置足朱门”让朝廷喜闻乐见,于是隐士摇身成为“山人”。

明初统治者还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在频施重典的同时开科取士,“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隐士们已被赶出山林,身染红尘,面对金榜题名,“其抱瑰材,蕴积学,稿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流风所及,影响深远,即便是在明清鼎革之后,士子们大谈“华夷之辨”,发誓不食周粟做隐士,但是面对科举功名的强烈诱惑,一切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正如汪碗所言“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皆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俨然前代之逸民。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路,有能初终一节,老且死墉下不恨者,实无几人。”最后,“逸民”们还是纷纷出来应试。如康熙五年,“清较科举,明生员史忠绣、费达、杨垂著等五百余人应试,遂毙其发”。另如陈确等明遗民,虽然自己不出山,而子弟却“稍稍出试矣”。可见,在科举高度社会化的明清时期,做真正的隐士是何其难也！

综上所述,如果说明初重典禁止自命清高的士人“不为君用”是外力破坏士人的隐逸环境,断绝士人对隐逸之途的人生选择,那么科举取士则是“顿天网以罗英俊”,在内在精神上诱使士人对儒家“独善其身”的隐君子人格的远离,从而成为科举的奴隶,丧失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与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