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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始，王安石新学在朝堂、官学、科场拥有绝对的意识形态权威，被奉为“儒学正统”，风行天下六十余年。然而，由于北宋覆亡，王安石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南渡后备受抨击，传承少人，逐渐被湮没于历史深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刘成国认为：“王安石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功利主义儒者，新学则是一种以制度建构为主体的儒家事功之学。”《荆公新学研究（增订版）》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年10月出版刊行，较之十多年前的初版，本书对于王安石及其门人对各经典的吸收、阐释、利用与学术影响进行了大量扩充，在论述的深度与广度上亦有很大提升。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吴瑞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经学研究所）、俞菁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启玮（武汉大学文学院）、陈佩辉（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四位青年学者与刘成国教授对谈，整理成文，以期增进读者对王安石新学的认知。刘成国教授吴瑞荻：《荆公新学研究》首次出版后，您曾积数年之功，凭一己之力撰成《王安石年谱长编》。此次《荆公新学研究》增订版在王安石的成学经历、理论建构与学术史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扩充，对新学思想的解读与分析也愈加全面而深入。撰写《长编》的经历，为您的修订工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助益呢？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初版于年，《王安石年谱长编》出版于年。撰写《长編》耗费了多年的时间，也为修订《荆公新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助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人论世。通过撰写《长編》，对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有了更加全面、真切的感知。对于王安石作品著述的理解，如作年、背景等，更加贴近了历史语境；对文本中的思想内涵、意图指向、论证逻辑、书写策略以及学术上的沿袭与创新，思想上的定位，等等，整体认知更有把握了。《荆公新学研究》初版时，总有一种模棱两可的隔阂感。吴瑞荻：在初版《荆公新学研究》的论述中，您多次使用“调和论”指称王安石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似乎是中立的，超出儒释道各家之上，俯瞰各家之说；而增订本的表述，似乎极力避免使用“调和”一词，更强调荆公的儒家底色，谓其以此“统摄”与“整合”佛老等诸子百家。是什么原因使您有这样的转变呢？刘成国：增订版中，我用“整合”取代了初版的“调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年新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王安石思想属性的判断，过度强调法家与道家的色彩，乃至认为新学的本质、底色是道家或法家。“整合”一词，更能凸显出王安石以儒家为主体融贯道、释、法各家的主动性。陈佩辉：有学者认为，虽然王安石极力否定荀学，却发展了荀子之学，尤其在制度之学上。但王安石一生“以孟子自励”，且在孟子升格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您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孟、荀的关系？刘成国：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很密切，学界已经有充分的讨论。诚如您所说，他在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他的人生理想、出处进退、学术思想等都深受孟子影响。我的书中，也做了一些较新的补充。至于他和荀子的关系，一般都强调他对荀子性恶论的驳斥、批评等。近些年，有些学者可能站在制度、礼法的角度，转而强调王安石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发展。我感觉比较牵强。王为制度所作的天道、人性论证，和荀子差别很大。当然，在文章写作技巧上，王安石有借鉴《荀子》行文之处。俞菁慧：王安石人性论在不同文本当中有不同的表述，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您觉得这体现出王安石思想的一个变化过程呢，还是在差异的表述当中又有某些相通之处？如何看待人性论和王安石的法度观与变革观的联系？刘成国：王安石的人性论，是近些年来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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