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新闻 >>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受到了儒家经典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和借鉴。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大儒、政治家，他的思想被称为“天人合一”的汉儒学，对后世的儒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认定和解释，这与他的思想背景、学术目的和时代需求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康有为是如何认定和解释这些关系的呢？他的认定和解释有何依据和原因呢？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的认定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评价。他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而非孟子，他说：“董仲舒者，荀子之弟子也，非孟子之弟子也。”
他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指出董仲舒曾经向荀子学习过《春秋》、《礼记》、《尚书》等经典，而没有向孟子学习过《孟子》。他还根据《史记·董仲舒列传》的记载，指出董仲舒曾经向荀子的弟子张释之学习过《荀子》。他认为，这些史料都证明了董仲舒与荀子的师徒关系，而与孟子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
康有为不仅认定了董仲舒与荀子的师徒关系，而且还高度评价了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说：“董仲舒者，荀子之弟子也，而其学之所得，又超越于荀子，而为孔子之后一人。”他认为，董仲舒在荀子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将儒家的道德、政治、宇宙观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学体系。
他说：“董仲舒之学，乃是荀子之学，而又加以天人合一之说，以为天人之际，有一气相通者，故曰天人合一。”他认为，这一理论是董仲舒的独创，而非荀子或孟子所言，他说：“此非荀子之所言，亦非孟子之所言，乃是董仲舒之所言也。”他认为，这一理论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他超越了荀子和孟子的地方，他说：“此乃是董仲舒之所以为孔子之后一人者也。”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的关系的认定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对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的关系也进行了考证和评价。他认为，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他说：“董仲舒者，孔子之弟子也，非孔子之后人也。”
他根据《史记·董仲舒列传》的记载，指出董仲舒曾经向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张、子思等人学习过《论语》、《孝经》、《中庸》等经典。他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指出董仲舒曾经向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后人孔鲋学习过《尚书》。他认为，这些史料都证明了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师承关系，而非仅仅是后人的学习关系。
康有为不仅认定了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的师承关系，而且还高度评价了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说：“董仲舒者，孔子之弟子也，而其学之所得，又超越于孔子之弟子，而为孔子之后一人。”他认为，董仲舒在孔子的基础上，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将儒家的道德、政治、宇宙观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学体系。
他说：“董仲舒之学，乃是孔子之学，而又加以天人合一之说，以为天人之际，有一气相通者，故曰天人合一。”他认为，这一理论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他超越了孔子的弟子的地方，他说：“此乃是董仲舒之所以为孔子之后一人者也。”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的原因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不仅是基于史料的考证，也是基于他的思想背景、学术目的和时代需求。康有为的思想背景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变革，他面对着西方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挑战，以及中国的社会动荡、民族危亡、文化衰落的现实，他急切地寻求一种能够救国救民、改革变法、振兴中华的思想和学问。
他在《新学伪经考》的序言中说：“今日之中国，其危亡可知也，其救亡之道，亦可知也。然而不知者，以为救亡之道，必在于新学，而不在于旧学也。”他认为，新学即是西方的科学、民主、法制等思想和学问，而旧学即是中国的儒学，他认为新学是虚伪的、浅薄的、无用的，而旧学是真实的、深刻的、有用的，他说：“新学者，皆是虚伪之学也，而旧学者，皆是真实之学也。
新学者，皆是浅薄之学也，而旧学者，皆是深刻之学也。新学者，皆是无用之学也，而旧学者，皆是有用之学也。”他认为，只有通过旧学，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幸福，他说：“旧学者，乃是天下之大统也，乃是中华之大兴也，乃是社会之大进也，乃是人类之大福也。”
康有为的学术目的是要重建儒学的正统地位，批判新学的错误观点，推动儒学的改革和发展，他在《新学伪经考》的序言中说：“吾之所以作此书者，一则欲以正旧学之正统，二则欲以破新学之伪经，三则欲以促儒学之改革，四则欲以进儒学之发展也。”
他认为，要重建儒学的正统地位，就要回到孔子的原典，而非后人的注疏，他说：“孔子之学，乃是儒学之正统也，而后人之注疏，乃是儒学之邪说也。”他认为，要破新学的伪经，就要揭露其对儒学经典的篡改和歪曲，他说：“新学之伪经，乃是对儒学经典之篡改和歪曲也，而吾之所以破之者，乃是以还儒学经典之真实和正义也。”
他认为，要促儒学的改革，就要结合时代的变化，而非墨守成规，他说：“儒学之改革，乃是以适应时代之变化也，而非以固守旧规也。”他认为，要进儒学的发展，就要吸收西方的优点，而非排斥异己，他说：“儒学之发展，乃是以借鉴西方之优点也，而非以拒绝异己也。”
康有为的时代需求是要应对西方的侵略和挑战，实现中国的自强和富强，他在《新学伪经考》的序言中说：“今日之中国，其处于西方之侵略和挑战之下也，其欲求自强和富强之道也。”他认为，要应对西方的侵略和挑战，就要坚持儒学的精神和理念，而非迷信西方的科技和制度。
他说：“西方之侵略和挑战，乃是以其科技和制度之优越也，而非以其思想和学问之高明也。故吾之所以应之者，乃是以儒学之精神和理念也，而非以西方之科技和制度也。”他认为，要实现中国的自强和富强，就要发扬儒学的文化和道德，而非放弃儒学的传统和特色，他说：“中国之自强和富强，乃是以其文化和道德之发扬也，而非以其传统和特色之放弃也。故吾之所以求之者，乃是以儒学之文化和道德也，而非以西方之传统和特色也。”
总结综上所述，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是出于他的思想背景、学术目的和时代需求，他以董仲舒为儒学的正统代表，以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为儒学的原典来源，以新学为儒学的敌对势力。
他既要继承和发扬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又要回归和重视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的经典，他既要批判和揭露新学的伪经和错误，又要改革和发展儒学的学问和思想，他既要应对和抵抗西方的侵略和挑战，又要实现和促进中国的自强和富强，他的这种认定和解释，无疑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