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清乾嘉时期著名校勘学家，初名嗣宗，后更名文弨，字绍弓，一作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其堂号曰抱经堂，人称抱经先生。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乾隆三年（）举顺天乡试。七年考授内阁中书。十七年，卢文弨以一甲第三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壬申廷对策得到主考官的赞赏，亦受到皇帝的重视。十九年散馆，丁母忧，归居杭州。二十一年入都。二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命尚书房行走。二十三年署日讲起居注官，升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二十九年升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主考官。三十一年充会试同考官，提学湖南。三十三年以学政言事不当，降调还都。三十四年，卢文弨以继母年高而辞官养亲。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历主各书院讲席，为江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清史稿》有云：“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

清代是校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蔚然成风，其间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卢文弨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他一生几乎都在从事校勘工作，其丰富的校勘学思想，精核的校勘学方法，己包含在多年的校勘实践中，下面就其校勘学思想与所用的方法略作论述：

一、丰富的校勘学思想

（一）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

卢文弨注意细致分析古籍致误的原因，并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钞刻过程中产生讹误。书籍历经传钞、刊刻，错误在所难免，就是人们普遍重视的宋本也不例外。卢文弨对此有精辟见解，云：“且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屡经写则必不逮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

其次，是后人无据妄改产生讹误。妄改不留原文，无端増加古籍的讹误，非但不能保持古籍原貌，简直是对古籍的毁灭与破坏，卢文弨对此作出分析并严加痛斥。云：“书中有‘以启干阙’语，‘干阙’犹求官也，商刻乃改‘干阙’为‘千册’。古书之流传者，往往为不学之人所窜改，其可笑多类此。”明毛氏汲古阁刻本，以精校著称，多为后世所重，但不乏有无据妄改之例。卢文弨云：“其《书参则契后》末署‘空同道士邹訢’六字，此朱子自寓其姓名也。邹本邾也，訢当昕之伪，或以訢有喜义，古音本与熹通，此亦放魏伯阳篇题而为之。而毛氏不察，妄増一‘归’字于‘空间道士’之上，误矣。其《跋周益公杨诚斋送甘叔怀诗文卷》一篇竟是禅门上堂参喝语，朱子断不为是。必妄人窜改无疑也。”再次，撰者失于考证产生讹误。如他校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时，在二七“《云南志》十卷”后云：“即前卷之《蛮书》，当并归一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多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卢氏注意到晁、陈所言此书著者、内容、年代都基本相同，当为一书二名。马氏失于考证，把《云南志》、《蛮书》定为二书。卢文弨分析其原因云：“采诸史志传及宋朝馆阁书录并诸家序跋，而于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两书，几乎备载无遗，此两家亦不能尽同。”可见，马端临所引材料之多，而又失于考证，错误就在所难免。

（二）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

校勘的目的是正本清原，恢复古籍的原貌。早在北齐时，颜之推就提出：“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宋代方崧卿校《韩愈集》时己开始用一些符号标识其书的讹、脱、衍、倒等错误，但这些仅仅是他校书的手段而己，并不是在有意识的保持古籍的原貌。而卢文弨则不同，他是有意而为之。他说：“宋以前所増窜者，疑亦不少，此则不敢去，恐其舐糠及米也。舍宋本而从别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专辄而改旧所传，则吾岂敢。”这种言论，充分表现出卢文弨在校勘要保持古书原貌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于乾隆五十二年集38种古籍校勘成果而刊刻《群书拾补》。清人黄廷鉴对卢文弨校书而存其旧给予高度评价：“国朝文教蔚兴，名儒辈出，皆知讲求实学，宋、元古籍，宝护惟谨，近抱经、经训两家，校刊诸书，皆称善本，实一洗明代庸妄之习，然多据他书以考订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谨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旧本，不没其真。犹循朱子考异之例，俾使学者考其得失，则是寓改于校，而非专一于改也。”

（三）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

孔子《论语·为政》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解经正是遵循了圣人的教诲，将自己难以确切解释的经义存疑。卢文弨则把它作为一种模式引入校勘领域，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云：“今取他书互证之，其灼然断在不疑者，则就改本文，而注其所讹者于下，使后来者有所考。若疑者，两通者，但注其下而己。”“虽然屡经校勘，仍有一二脱误不能强补者，如阙之，然己大异乎旧所传钞本矣。”“多闻阙疑”的校勘态度表现在校勘实践上就是谨慎仔细，不放过任何讹误而又不妄下任何结论，卢文弨一生为此始终不渝地在努力着。所以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说：“朱熹在校书方面所做功夫的精到处，只有清人能知之，也只有清人能仿效之。清代校勘名家卢文弨、顾广圻都继承了这种谨慎仔细的精神。”

（四）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

清人朱一新说：“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之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校勘字句，虽亦要事，尚在其后，此其大纲。校勘其细目，不通此则愈校愈误。”清人校书对审书义例都非常重视，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就多用“义例”进行校勘，卢文弨对此应用的更是得心应手。如段玉裁云：“公治经有不可磨之论，其言曰：‘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后附疏于经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组鍩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于注疏间，而陆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组鍩更多矣。浅人必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尽以滋其组鍩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读书特识类如此。对于古书体例，卢文弨在《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中亦多有论述，如对《史记》、《汉书》书前目录就有比较独特的见解：“《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列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警本书者。”另如《钟山札记》中的《三礼目录》、《大题小题》等都是卢文弨在多年校勘实践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至今仍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卢文弨不但重视审书义例，并力求使人了解古书刊刻的原貌。如《群书拾补》在《周易注疏》后附《周易》旧式，并有案语云：“日本国所注《考文》，兼载《周易》，今附于后，使复古者有所考焉。”在《礼记注疏》下云：“《礼记》旧本《正义》，释经之中间以释注，其释注即所以释经也，不比《周易正义》全释经文之后，方始释注。今本乃从《周易》之例，尽改旧式，以致释经之中有大段不接续处，失作书之本意，令读者亦不清爽，此纷更之失也。今之所补，一依宋本旧式，日本国《七经孟子考文》所载亦皆符合。”

（五）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

卢文弨在校勘过程中非常重视旧刻、善本，其在《文集》中对此多有论述：“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相传旧本为定。”‘会于夷仪之岁’一段，宋本尚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云：‘传为后年修成起本，当继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传写失之。’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贵，盖不止一端也。”《群书拾补》多据古本、宋本、善本精校而成，更能充分表现出卢文弨对古刻旧本、善本的重视。如《尚书注疏》下云：“宋本分二十卷，未有《正义》以前，古本分十三卷，《释文》卷数虽同，而亦不尽合。余谓《孔氏传》当依古本单行，至此经《释文》己非陆氏之旧，然亦不可与《正义》相合，当别为一书。今所校者，一据宋本《正义》为主，而古本、《释文》本分卷之式并详著焉。书内文字是者大书，凡毛本讹字及小有异同，注其下以备参考。”其它如《进资治通鉴表》“今以宋本补”，《新唐书纠谬》“据宋补正”，《新序》据陆贻典校宋本与他本参校，《说苑》据孙志祖精校本参校宋本、元坊本、明程荣本，《韦苏州集》“以宋本补其阙遗”、《白氏文集》得海虞葛氏影钞宋本。但卢文弨重视古刻旧本的同时，又决不盲从。因为他认识到：“宋本自胜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错误。”“乌程严文学（元照）闻杭州汪氏新得书，犹是宋刻……余时为《仪礼注疏详校》，取以覆对，其讹舛处与近世本大略相似。”

（六）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

校勘古籍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工作，靠个人精力往往力不从心，卢文弨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他多次与志同道合者通力合校群书与刻书。如刊刻《群书拾补》时参与审定善本者有王鸣盛，赵曦明、段玉裁、毕沅、翁方纲、钱大昕、王念孙、洪亮吉、孙星衍等51人。校《经典释文》时，参校者有钱大昕、毕沅、段玉裁等36人，参与《白虎通》的校勘工作的也有11人。当遇到疑难时，往往不辞劳苦，或反复与友人讨论，或请教于专家。从《抱经堂文集》所载众多序跋书信中，我们不难发现卢氏注意发挥集体聪明才智的良苦用心。他充分认识到：“盖说经之道，贵于择善而从，不可专家自囿。”我们今天校读古书，也应采纳卢文弨“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的作法。

二、精核的校勘学方法

卢文弨在校勘上的卓越成就，与他多年校勘实践中所运用方法密不可分，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广罗众本，再三对校

书籍历经刊刻，谬误不免，所以校书时必定广罗众本进行对校，才能提高校勘质量。

清代校勘学家多用版本对校的方法取得丰硕成果，卢文弨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运用对校可谓得心应手，每校一书，必广罗众本，经再三比勘，积数年之功，方下雌黄。校《春秋繁露》时，以《汉魏丛书》本为工作底本，于乾隆四十一年以聚珍本初校，四十二年再校，四十九年以明嘉靖刻本三校，历九年之后，于乾隆五十年刊入《抱经堂丛书》，成为当时通行的最善之本。校《韩非子》时，他先选用通行本中最好的赵用贤本为工作底本，乾隆二十一年以明凌瀛初本初校，四十一年以冯己苍校张鼎文本再校，四十八年以《道藏》本三校，五十三年以明黄策大字本四校，才将校勘记刊入《群书拾补》内。他校贾谊的《新书》用了宋本、明弘治沈颉刻本、程荣本、何允中本，从初校到刊刻历经二十八年之久。正因为卢文弨校勘所据版本之多，历年之久，才使他能更好地比较异同而还古书的本来面目，这与他还古书原貌的校勘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重视他校，广征博引

善于广征博引，扩大参校范围，才能提高校书的质量。在征引中，他既利用正经、正史、诸子，又利用类书、古注、他书引文为其校勘服务。

校《新序》时，运用本书各种版本进行对校外，还引用了《大戴礼记》、《史记》、《韩诗外传》、《荀子》、《吕氏春秋》、《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书，《文选李善注》、《后汉书章怀注》、《荀子杨倞注》等古注，校出大量讹脱衍倒。这样的广征博引，无疑提高了其校勘的准确性。如校《新序·卷第一·杂事》“楚共王有疾”条引《吕氏春秋》、《说苑》，云：“《吕氏春秋+长见篇》、《说苑+君道篇》倶作‘文王’，是也。”校《新序》卷第七“致使于晋顾”条下校语云：“李善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及《重答秣陵刘沼书》，引皆作‘顾’，俗作‘故’，讹。”

被梁启超称为咸、同之前最善之本的《荀子》，更是卢氏运用他校，广征博引的典型例证。所称引的经部书有《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小学书有《尔雅》、《方言》、宋本《说文》、《广韵》、《玉篇》等，史部书有《史记》、《汉书》、《国语》等，子部书有《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白虎通》等，古注有《文选李善注》、《荀子杨倞注》等。

（三）寻求义例，以资校勘

“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为卢文弨校勘学方法之一。

首先注意考察正文与注文的关系以校勘。如校《礼记注疏》时，在《礼记·礼器注疏校正》“礼也至知礼”条下校语云：“正义之例，经与注依次解之。此条前当解注，今脱在后，当移‘注鬼神至德也至德顺于鬼神也’一条在此上。”基于对正义经与注依次解之之例的认识，就乙正了“注鬼神至顺德也”一条被移到“礼也至知礼”条后面的不当。其次，善于根据古人著书的用语习惯进行校勘。《仪礼.聘礼》注有“嫌摈者一一授之。”监、杭本以“一一”为“二”，卢文弨认为：“一一”当为“一二”，因为这更符合古人著书的用语习惯。诸本作“一一”者，乃浅人据后世用语习惯妄改。再次，从著者立场上，考察文义是否畅达，合理。《晋书·礼志》有“礼，春分祀朝日于东；秋分祀夕月于西。”卢文弨认为：“朝、夕”既是礼，何必更赘“祀”字，因而判定二“祀”字皆为衍文。

（四）运用小学，判定是非

卢文弨《重校方言》是一部据小学校书的代表作，其中所举戴震《方言疏证》误校之例，可见其运用小学知识校书的精其。如《方言》卷六：“其、其，取也。自关而东曰其；自关而西曰其，或曰狙。注：狙，伺也。”条下卢文弨校语曰：“俗本正文误作‘狚’并脱注，今据宋本补正。戴本因卷十‘担，取也。’‘担’下注‘祖黎’二字，遂移改此文。不知狙，伺而取，与其取义正合。不当以彼易此，今不从。”无独有偶，清钱绎亦不同意戴氏的此种说法，云：“‘狙’，俗本误作‘狚’，并脱注文。《永乐大典》本又误作‘但’注同。卢氏据宋本订正。戴氏改正文作‘担’又改注‘狙，伺也’三字为‘音祖黎’。则与卷十内重出，非也。”同卷：“阎苫，开也。东齐开户谓之阎苫；楚谓之闓。注：亦开字也。”戴震于此条下案语云：“《广雅》‘阎苦，开也’本此。今《方言》各本‘苦’讹作‘苫’若‘苫’字，不应郭璞、曹宪皆不注其音。‘苦’‘开’亦一声之转，据《广雅》订正。”而卢文弨在该条下校语云：“各本皆作苫。宋本下一字作苫。案：《广雅》作苦，苦之训开，他书未见。窃疑当作苫字。苫盖虽皆所以覆屋，而盖亦可以为户扇，见《荀子·宥坐篇》‘九盖皆继’杨倞注。又案：《说文》‘盖，苫也。’《周礼·夏官·圉师》‘茨墙则翦阖’，康成注：‘阖，苫也。’然则苫与盖、阖义皆同，而转为开字，此亦然也。”从而订正了戴震《方言疏证》改‘苫’为‘苦’的错误。钱绎《方言笺疏》此条下亦云：“《广雅》：‘阎苫，开也。’‘苫’，各本皆作‘苦’。影宋钞本、黄甫本作‘苫’。戴氏据误本《广雅》改‘苫’作‘苦’，非是。”又《方言》卷十一：“蝇，东齐谓之芈。”戴震《方言疏证》改‘芈’作‘羊’，并云：“‘蝇’、‘羊’一声之转。‘羊’可呼‘蝇’；‘蝇’亦可呼为‘羊’。方音即异，遂成两名，书中皆此类。注以为不宜别立名，非也。”卢文弨亦纠正了戴氏的错误说法，云：“蝇似黾，其声盖与‘闵’相近，楚姓之芈其声亦相近，故注以‘此类皆不宜别立名’是也。今若作牛羊之羊，虽与蝇亦一声之转，而究不若蝇芈之转之尤切。况蝇，微虫也，羊，家畜也，皆有定名矣。而云蝇亦可呼羊，羊亦可呼蝇，不乱名乎？而反讥郭氏何也？”《钟山札记·卷二·麤粗》条细致论证了“麤”、“粗”二字的区别，先引《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指出二字本义和音读之不同。接着举出《春秋繁露·俞予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经典释文》于《庄子·则阳篇》引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等例证，说明二字应用上的差别。用有的校者不懂二字差别，妄改“麤”为“粗”致文理不通的实例，说明二字不可混用。

（五）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

卢文弨对古代名物、典制、史实等非常其悉，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校勘。如校《盐铁论》时就运用了大量人物故实进行理校的例子：“《力耕篇》‘故乃贾之富’，《大典》作‘故乃萬贾之富’，余疑‘萬’当作‘萭’，即《汉书·王尊传》中所云‘长安宿豪大猾市贾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复篇》云：‘今当世在位者，即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贤，而行藏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岂即《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欤？朱子之解，自当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其篇篇篇’，《大典》亦同，字无所考，余疑‘其篇’当作‘篇篇’，篇，白土也。篇，古之善涂塈者，亦作獿字。《大戴礼·武王践阼篇》有云：‘獿以泥之’，俗间本讹作‘擾阻’二字，知此作‘篇’亦以形近致讹耳。至于人之名字或有异同，古书皆然，故不必划一。”又如《群书拾补·续汉书礼仪志》：“《周礼》‘展牲’，干宝曰：‘若今夕牲。’文弨案，此乃郑康成注《周礼》之言，曰‘今’，正指汉时，取以证汉制，极合。干宝乃晋人，夕牲不始于晋，何云‘今’邪？此援引之失。”此是据典制进行校勘的精彩例证。其知古代官制禄秩，并用之于校勘之中，以校后人妄改之病，卢文弨对此亦多有运用。如《钟山札记》中有云：“《宋书·良吏·阮长之传》‘时郡县田禄，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史盖称长之之廉也。代人未至，若可小需过芒种后，则一年秩禄归之己矣。而长之欲让后人，故于前一日亟解印绶去官。盖芒种前田功尚浅，其去收获之时尚遥，故秩禄不归之前人也。今本乃作‘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又以长之在芒种后一日去官，谬之甚矣。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则在元嘉初也。考《晋书·职官志》，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此则无偏枯之患。宋元嘉以前，或未用此制也。”

从以上所举诸多例证，可见卢文弨校书，并不是专用一法，而是在本校、他校、对校的基础上统之以理校，使其所校切实可信，表现出乾嘉时期校勘学家的非凡实力，成为一代著名校勘学家。

作者：陈修亮

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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