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

——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上）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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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汉武帝即位，一改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托儒学创建文治政府，开创了新的政治格局。这一论断自２０世纪初提出后产生重大影响，得到普遍认同，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尽管部分学者提出异议甚至否定，如孙景坛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学术谎言”。实事求是地讲，“独尊儒术”一语确未直接见《史记》《汉书》等汉代典籍，《汉书·武帝纪》乃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四个字是近代才用以概况武帝政治的。“独尊儒术”最早见南宋史浩《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下陋释老，独尊儒术。”但将此四字用于汉武帝，则是近代学人反传统专制下的概括，最早或见易白沙《孔子平议》：“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及《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合而观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细思虽不免有些许武断，却自有其据。武帝这一举措乃针对官方政治层面，“民间不禁讲习”，只是在制度上开始切断非儒家学者的仕进之道。这些人的仕进之路在武帝时也还未完全断绝，政治的多事还需要各种人才：“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故班固有“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之叹，这也成为一些学者否定汉武“独尊儒术”的重要依据，然而政治上的儒家取向使此后“儒术始独盛，而百家之学微矣”，也是不能否认的历史趋向。从更长历史时段看，汉武帝此举确实开启了儒学主导政治生态的大幕。进一步来看，这一论断主要依据武帝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第一，察举制的完善及其儒家化。建元元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批准，为选举向儒学靠拢打开了突破口。至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崩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初以来颇为显学的黄老刑名之学亦被明确排除在外，儒者更大进。及至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廉”都是极富儒学意味的选目，这一科又是岁举，更标志着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及其儒家化；第二，博士学官制度的完善及其儒家化。建元五年春，在文景时已立某些经书博士的基础上扩而广之，统一置五经博士，此外不再设博士。博士从混杂诸家，掌通古今一变而以研究、传授五经为主要职能。其后丞相公孙弘又为博士置弟子，以经学为弟子入仕之阶。此后博士亦多出任大官，改变了文景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状况。上述两点制度性地保证了儒者入仕，“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是政治儒家化的关键措施。而上述举措与建元初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的“务隆推儒术”之举，及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更化”主张，并主“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有密切联系。以上是学界关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架构。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事件除置博士弟子一事发生于元朔五年外，均发生于武帝前期建元至元光元年间。于是基于此就有了两种不同看法：有学者据此说“独尊儒术始于建元元年，完成于元朔年间”；又有人则认为“公孙弘上奏增加博士弟子后，儒教政策便销声匿迹，武帝推行的儒教政策仅存在于即位初的十余年间”。然而，上述观点仅仅根据这些政策的颁布来判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完成”或“销声匿迹”，似都过于简单。应该如何认识与评价武帝上述尊儒之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什么样的性质？在汉代有怎样的历史演进？察举制与博士学官又在其间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之应作何种评价？笔者认为，应理出新的线索，并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看，从“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出发考虑，或能触及一些本质问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语，历来被引做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总纲，“确立了汉代儒学转变的思路，甚至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但鲜有学者注意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间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及汉代历史进程中二者呈现的微妙分合。借由对这一对概念的辨析，或许可以窥探到一些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视野”，钱穆先生指出“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历史前后相继，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独立存在。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而一个行动则是一个事件的外部和内部的统一体……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历史学家要单纯地超越于发现历史事件之外。”既不能抹杀，也不能拔高某些事件的地位，而应将其放在一个合理时段，综合各种因素更具体分析其来龙去脉，进而理解整个历史。

汉武帝刘彻像

“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

在武帝时的分裂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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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艺之科”，是关于六艺即六经的。贾谊《新书·六术》：“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所谓“孔子之术”则是孔子及其儒家的一套思想理念。无疑，二者有相当的重合与一致。孔子本人即以六艺显。《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正《乐》、删《诗》、喜《易》，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又因《史记》作《春秋》，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汉书·儒林传》亦云孔子“叙《书》则断《尧典》，称《乐》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学本先王之教，先王之教则尽在六艺中。因之孔子立教也可谓立于六艺，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谓“游于艺”。《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发展出的儒学与六艺密不可分。可以说，“凡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的就是‘儒’”。六艺正是在孔门儒者的学习、阐释中代代传承。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儒林传》“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及《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都准确地揭示了儒家与六艺不可分割甚至合二为一的关系。也正因此故，司马迁作《儒林列传》，班固作《儒林传》，都是对儒者如何博学、传习六经的历史考察。可以说在汉代人看来，六经之学即儒学。

但不能就此把六艺或者六经与儒学划等号。儒者固然博学乎六艺之文，“是与传统文明关系最密切的学派”，然而博学六艺者却不一定都是儒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历史的观念看，六艺承载了上古三王至春秋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传统。这一传统经过长期蕴含、积淀，至战国之世渐成为颇具“普适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浓厚的史学特质，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尽管孔门在其文本接受、定型、传承上发挥主要作用，但仍不能说只是儒者的专利，而是人人可用、家家可取的历史文化资源。李学勤指出“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儒者固然可将六经经典化以阐发义理，儒门外的人如诸子也可用以论证可能与孔门不合的思想。章学诚说“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可谓深得其理。诸子共同继承着六艺这一遗产。熊十力说：“诸子之学，其根底皆在经也。”如墨家亦常引《诗》《书》证己说。又如庄子虽以六经为“先王之陈迹”，然“其学无所不窥”，其中当然包括六经，庄子之学只是对六经及儒学的“否定之否定”。《汉书·艺文志》论道家“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法家则合于《易》“先王以明罚饬法”，进而提出诸子十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观点。尤其《汉书·艺文志》将“六艺”与“诸子”分述，儒家仅列“诸子”，也是“支与流裔”，正是钱穆所谓“儒亦百家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由此可见“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不尽同这一点，汉人也是很清楚的。

“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不尽同，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内涵上。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更着力于阐发与践行仁、义、礼、智、信及德、忠、孝、礼乐、教化等理念。这些理念虽仍与六艺有密切渊源，但自孔子以来的儒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和思想境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道、德、仁的追求被排在“六艺”前，颇值得注意。韩星指出“‘道’‘德’‘仁’三者相通，属同一层级的概念，在价值上同样重要。与‘艺’相比为形而上、为本、为体，‘艺’则为形而下、为末、为用”。众所周知，“仁”字早已见《诗经》等处，但“‘仁’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德”之一目，到了孔子手里获得了极大提升，成为诸多德目的总目”。其涵义之深非五经能言，“孔子所以伟大，亦全在此”；“礼”字也如此，“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孔子以仁释礼、仁礼结合，注意发掘“礼”背后的意义，创造了集大成的思想高峰。此外，思孟学派及荀子等对“性”的讨论，《中庸》“诚明”“中庸”的思想，《大学》“三纲八条目”，及孟子对仁义、性善、仁政、王道的追求，都可谓言五经所不能言。春秋战国是一个“哲学的突破”的“轴心时代”，“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是从来都未曾有的”。正是在这一“哲学的突破”中，儒家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综合言之，真正的儒者必然兼备上述“历史的”与“思想的”两种气质，融六艺的历史学养，及孔门的新思想理念于一身。这两方面，“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说是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一语最为精辟紧要。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正是“思想的”。这也恰与董仲舒“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对应。

明了上述背景，再进一步来看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似乎重视作为“历史的”“六艺之科”，而忽视作为“思想的”“孔子之术”：第一，文献能考者，除“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提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一类思想，及公孙弘言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外，并未见有人系统阐释弘扬“思想的”儒学。除司马迁著《史记》时表达一番“心向往之”外，也未见有人推尊孔子。且董仲舒的这些建议根本就不为武帝所用。一直要到武帝去世后的盐铁会议，仁义教化及推尊孔子之论才再次出现。武帝即位初虽“向儒术”，有尊儒一番举措，但相比对文辞、神仙方术这些明显的偏好，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对此可从诏书来看：观武帝诏书，“思想的”儒学色彩总的来讲较淡薄。元光五年征贤良文学策诏中云“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表明武帝对“思想的”儒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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