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识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这是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怎么理解“道不远人”呢？我认为，就是从人出发，从常识出发。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并不追求形而上的理论，而是从基本的人际关系出发，即孝悌忠义，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其实就是从常识出发。至于后代儒家讲天讲理，讲心讲性，其实还是为了论证常识的合理性，并非走上了远人之道。

所以说，常识，在儒家思想里，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的个人生活离不开常识，人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常识。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各种阶级、各种制度、各种主义，就因为它是尊重常识的一种思想，是“不远人”的思想。

常识包括生活常识和做人常识。生活常识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日常技能。做人常识则是知道敬重长者，友爱兄弟，爱护少幼，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这些常识出发，就不会背离大道。所谓大道，其实就是人道。孔子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中庸》第十一章）

相反，背离常识的言论和思想，无论听上去多么美好，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常会碰到夸夸其谈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天文地理，历史时政，无所不知。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这样的人，按说应该非常能干，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却常常做不成一件事。为什么？就是他们做事没有从常识出发。

有些政治主张，比如纳粹主义，也是非常能盅惑人的，但它是反人类的，造成了历史上一次巨大灾难。

即使是有美好愿望的思想和运动，如果脱离常识，也会失败，比如上世纪中国社会的人民公社运动。

所以，对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对于那些看似高大上的理论，最好心怀警惕，因为他们可能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常识。

二、大道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所谓“述而不作”，是指阐述前人的思想，自己并不创立新学说。听起来，有些自谦的意思，但这的确是孔子治学的一个原则。

正是孔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研究、吸收前人以及同代人的学说，所以成其高深，成其博大。不以创立新学说为宗旨的孔子，反而成为一代哲人、万世师表，其思想历数千载而常新。

那些想自立学说、追求系统性的人，殚精竭虑，筑墙挖沟，终于成就一座宏大的城池。人入其中，叹其雄伟，叹其严密，然而，却也被这座城池所限，很难走出去。久而久之，甚至认为无需走出去。这是系统性思想的局限。而且，凡系统，必然是建立在许多假设基础上，而这些假设，或根本就不成立，或只一时成立，不可能永远成立。一座楼，如果基础不牢的话，那它的稳定性必然差，一旦地质条件有变化，就可能坍塌。同样，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建立在这种条件上思想也随之失去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特色，就在于系统性不强，但包容性却极大。孔子的方法是，只修道，不筑墙，不挖沟。城无边界，市无限制，人可以进来，也可以出去。于是，各色人等齐备，工农学商俱乐，蔚然而成大都。孔子之后，其学千支百脉，最为卓著者，有朱熹提倡理学，王阳明鼓吹心学，相互辩争，时合时分。这就好比在走在宽阔大道上的人，不受拘束，自由自在，更见儒学之包容性、创造性。

只允许盲人走的那叫盲道，只允许官员走的那叫官道。反正，凡受限制的，都不是大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思想也是如此。

三、天理

以前每说起理学，必批判“去人欲，存天理”，认为是压制人性的罪魁祸首。但看朱熹是怎么说的：“天理在人，亘万古而不泯，无时不自私意中发出。”又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好，便有人欲出来。”可见在朱熹看来，人欲和天理是不可分的，处理得好，天理和人欲会统一。处理得不好，天理和人欲会出现不协调。他还打了一个比喻：“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饮食是正常要求，是天理，所谓“食色，性也。”而美味，则是人欲：一是无美味，人可以活；二是对美味的要求，人各不同，是私意。当然，求美味亦不为过，但要是到了近于贪的地步，不择手段，则要提防了。

细究起来，朱熹说得未必对，但他并没有把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和以前批判他的意思是不同的。他把天理和人欲结合起来，我认为在当时的思想界，的确是一大贡献。在今天，许多人也未必明白这个道理。

“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常让人汇报思想吗？所谓汇报思想，就是把所思所想全部向组织交待。人的想法，其实是私意，是人欲，其实和隐私一样，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是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汇报思想的本意，是把人赤裸裸地剖开来，五脏六腑，看个清楚。其实无异于杀人。当然，汇报者不会主动暴露一切，于是便说谎。只要让听汇报的人满意，能减轻处罚，便达到目的。私欲不敢说，便说没有很好地接受思想改造，结果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并表示深刻认罪。这谎话说下来，有时竟管事。于是直到现在，那些因各种情况而触犯法律的人，仍然重复这些话，反正有人信，有人认为认罪态度好。反正只要可以减刑保命，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这是把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犯了常识的错误。理学批判得未必对，但从反面学得倒挺快。

其实朱熹日常并不以天理教人。他说得好：“只就在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天理不是虚的，要在人欲中体会，就是做一件事，那些方法可以用，哪些方法不可以用，到什么程度要适可而止。

把天理理解成高不可攀的东西，虚空的东西，逼着人去做，是非常可怕的，比如古代所谓的贞女烈妇。

四、怀疑

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好像一直是有争论的。一种思想，是不是宗教，要看它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宗教，既然是一种信仰，必然是排它的，也就是相对封闭的。一个人，信了佛陀，就不会再信耶稣。同样，你信了耶稣，必然要排除佛陀。这就是宗教的排它性。而儒家，没有这种排它性，虽然也常被一些人称为儒教，但显然不是宗教。相反，有些不以宗教命名的思想，如果有排它性和盲目崇拜，也可看作是一种宗教。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思想就是不好的。

胡适说得好：“这些人（儒家的思想者们）都有那种知识上的谦虚，所以他们厌恶独断的传教士态度，宁愿站在真理追求者的谦虚立场。这只是说，这些思想家不肯相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有智慧有远识，能够说完全懂得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生活与道德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性质。孔子就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正是因为有这样可能有错误的意识，所以儒教的开创者们不赞成人的为人师的欲望。我们想要用来照亮世界的光，也许其实只是把微弱的光，很快就要消失在黑暗里。我们想要用来影响全人类的真理，也许绝不能完全没有错，谁要把这个真理不加一点批评变成教条，也许只能毁灭它的生命，使他不能靠后来的新世代的智慧不断得获得新活力，不断重新被证实。”

儒门的代表人物，从来只是启示者，而不是命令者，从来都是真理的引领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他们都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怀疑与谦虚。

怀疑，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在儒家的代表人物中，从来没有终止过。孔子在那个迷信盛行的时代，对鬼神持保守态度。朱熹主张从疑处学习，创立了“理学”，而王阳明又从怀疑“格物”悟道，发展了“心学”。

怀疑精神带给儒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谦虚态度。所以，他们主张言行一致，讨厌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反对走极端。

那些真正的儒家思想者，讨厌“好为人师”的作风，平时过着“三省吾身”的生活，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生信条，恪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学习态度，以及“中庸”、不走极端的行为方式。

那些不容别人反驳的人，一定不是好的领导者。那些剥夺公民申辩权利的制度，一定不是好制度。那些不容别人怀疑的思想，也一定不是真理。

五、自由

如果说孔子是自由主义者，估计许多人会感到意外，但胡适就是这么说的。

那什么是自由呢？胡适有个很通俗的解释，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而不是服从别人的意志。卢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意思就是说人生下来是有自由的权利的，但却不得不受到各种束缚。想想也是，一个人，未成年时，要受父母的抚育，当然也要受到父母的管教。成年后，也要受到物质、社会、思想、精神方面的看得见看不见的束缚，而且很多是自己意识不到的。人的一生，真正由自己做主的事情，其实不多。所谓的自由，就是自我意志对这些束缚的突破，突破一个，便多一样自由，突破两个，便多两样自由。所以，自由不是一种永远的状态，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不断突破的过程，是相对的。

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对个人意志的尊重。这样理解，再看儒家思想，或许就可以理解胡适的观点了。

孔子说过：“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他没有说必须要服从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或主人的意志（孔子的时代还是存在人身奴属关系的），这就是对人身自由和自我意志的尊重，是对人身隶属关系和精神统治的在思想观念上的一种突破。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教育的平等，是对教育特权的一种突破。

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则是在思想观念上对君民关系的一种突破。

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他对士阶层独立人格的认识上的一种突破。

正是因为儒家思想里含有这种自由主义精神，所以从古至今，不乏敢于仗义直言、冒死直谏的臣子，不乏行侠好施、抱打不平的侠客，没有被统治阶级一骨脑地奴化掉。儒家主张人的社会性，但绝没有主张人的奴性。至于统治阶级利用儒家思想来进行奴化教育，加强思想压制和束缚，也就是要把人的思想困入枷锁中，这并不是儒家的本义，罪责也不应该归于儒家。

而思想本身的自由，也就是思想家思想的自由，则是保证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向自由前进的基本条件。

六、使命

《儒教的使命》是胡适谈国学主要是儒学的文集，其中有《儒教的使命》一篇。但他把现代一切包括儒家在内的包含现代宗教特征的思想都包含在内，其实谈的是现代宗教的使命，有些空泛。他说：“现代世界的宗教必须是一种道德生活，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来教导的道德生活。凡是能使人高尚，能使人超脱他那小小的自我的，凡是能领导人去求真理、爱人类的，都是合乎最老的意义的，合乎最好的意义的宗教；那也正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的开创者们所竭力寻求的，所想留给人类的宗教。”

那么，儒家思想要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又面临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一种古代的思想，其实曾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如果它还担负着当下和未来的使命，那它一定还有生命力。所以谈儒学的使命，或者说生命力，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明白：

一、当代和未来的社会，是否还需要儒家思想的指导？

二、儒家思想体系本身是不是有能力适应、指导当代和未来的社会？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儒家思想来说，答案都是肯定的。

当代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同样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个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实现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一切关于生物性的理论，一切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要么太原始，要么太机械，都无法解决最具灵性的人类的如何更好生存的问题，都无法找到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生活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既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意志，又强调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也就是说，人是社会中的人，要服务于社会。而社会又要把人放在最根本的地位，为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提供制度保证。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不断学习、包容、前进，从没有停滞。虽然它也被人利用过，走过弯路，但它一直在成长。因为，它是谦虚的，如胡适所说：“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它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这种理智和客观的态度，使它谦虚、好学，兼收并蓄，具备寻求真善美的各种内在可能性，不断修正自己，朝正确方向前进，避免把人类带入绝境。它不会以我就是绝对真理的面目示人，而是和大家一起，摸索着向前走，但它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和耐心。在这点上，与那些建立在各种假设之上、妄想一劳永逸以极端方式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思想体系相比，它显得朴素、实在而且充满智慧。是的，从内涵和体系上说，它具有适应、指导当代和未来社会的素质。

最后，儒家思想在当代以及未来的具体使命是什么？

一是在社会制度中，甚至最好的民主制度中，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个永恒的问题。虽然其它宗教的非宗教的思想都面对这个问题，但儒家最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它的方向也是最正确的，既非建立在超自然的力量上，也不把解决问题的一切途径归结于制度本身，最终提升人的健康的、道德的的生活水平是儒家的目标。但它要找到新的更适合当代以及未来社会的方式。这是它的使命之一。

二是如何扩展而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道德准则。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或逐渐建立和完善，但国家之间，却矛盾不断，利字当头，是非混淆。儒家思想产生于战乱纷争的时代，而且它的一些要求，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利之辨等，或可于处理国际关系而有大用处。此为使命之二。

三是被世界上各种文化所接受的问题。世界文化，千差万别，将儒家思想推而广之被其它文化所接受，亦是儒家之根本任务。此为使命之三。

儒学使命，说到底是中国思想的使命，中国思想家的使命。现在一谈儒学，则是祭祀，则是之乎者也，归于没有生命力的思想，或是可以吸引眼球从而谋利的古董，仿佛与当代已格格不入。斯文渐坠，惟望真赏犹存，望有大学力与大眼界者，强本广纳，以成新儒学，不惟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世界。

七、异端

《论语》的年代久远，语言已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话，后人很难准确理解。比如孔子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

“攻”有“攻击”之义，《论语》中就有现成的例子：“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攻”，还有“治物（事）”之义，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理解成“攻击异端，是有害的。”也可以理解成“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朱熹语）。

这两种解释也都通。

以“攻击”义解：无论治学，还是为政，只能由一端起，而不能两端同时而进。然而应该知道事物皆有两端，不可只知一端，而攻击另一端，如盲人摸象，必然不知道事物的全部和真相。

以“治物（事）”义解：如果专治小术，而不求大道，当然也是有害的。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而孔子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见子夏因为专攻小道而受到孔子批评后，深有所感，是以舍小径而求大道。

异端，是和主流、正统所谓大道相对而言的。

然而，行大道，是不是就要攻击异端，或对异端视而不见呢？还是孔子那句话：“斯害也已。”为什么呢？真理愈辨愈明，而且异端与主流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魏晋时期的嵇康在《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说：“广求异端，以明事理。”所谓大道，是在与异端的相互责难中脱疑而出，而不是人为定义的。

所以，真理从来不会害怕什么异端邪说，害怕也没有用。恰恰相反，真理需要用各种异端来证明自己。否则，人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理呢？！

八、遗产

儒学还有没有生命力？在当下和未来，还没有现实意义？这是研究儒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对儒学摧枯拉朽式的批评和清扫，以及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儒学与现代思想联系的纽带在哪里？对于未来它的实践意义又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儒学在内的国学热，就是徒有其表的繁荣，无法持久的假象。

好在，胡适在许多年前，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他的这些工作好像并不深入，有些零碎，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但是，胡适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横亘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壁垒，找到了儒学实践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融会古今中西。学问的大境界和最终方向，就是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胡适看来，人文主义、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根本特点和核心价值。

人文主义，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而且明显的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都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但对含有‘乐园’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的地狱，则一无所知。”（胡适语）孔子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唯理主义，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智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胡适语）他们相信人类的理智而不是听从上帝的安排。老子的自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唯理主义。

自由主义。“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胡适语）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不畏权势，不恋富贵，不惧贫贱，乐天知命，就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孟子的话更是诤然有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理论、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胡适语）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它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胡适语）

胡适从“这三重性质的遗产”中，看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联系，以及对于未来的意义。它是判断一切外来思想的的标准，它没有失去生命力，相反，却流淌在中国文化的血液里，成为思想基因。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思想基因，使中华民族虽然经历过各种政治、思想、社会、民族的动荡与迷惘，但始终没有被消灭，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同时，以鲜明的特色和智慧，与其它文化和思想相互吸纳、包容和创造。

所以，这“三重性质的遗产”，有着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不仅对中国人有用，对外国人也同样有用。不仅在古代是标准，在未来也是标准。

九、人性

孔子是注重自我修养和社会实践的哲学家，主张“下学而上达”。所谓下学，是形而下要学，要做，形而上要思，要悟。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孔子更偏重于“下学”，而“上达”是依据各人天性自然做到的，也就是所谓格物致知。这是孔子最值得赞叹的地方，比那些冥想终日而一无所行的学者更显伟大。也许是因为这个知行合一的原则，所以孔子不怎么发表长篇大论，不爱在理论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人性与天道，都是不太容易讲明的事情，而且说不定会引发误解。这是孔子聪明的地方。

当然，孔子之所以很少谈性与天道，还因为那时没有人来找他辩论，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非要讲清这个问题不可的时候。后世儒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开始面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得不与其他思想家进行分辩，否则儒家思想的根基就会不稳。

孟子的时代，列国纷争，学说并起，杨朱、墨翟言论沸腾于天下，于是孟子不得不据理力争，拔乱反正。于是人性的问题，便开始被重视起来。

孟子提出“性本善”的定义，好像有些绝对，但孟子自有他的道理。孟子所谓善，就是仁爱。仁者，爱人也。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仁爱是其社会性的内在要求。人与人之间如各自为敌，自然不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有组织、有分工的社会，否则，人不能成为统治地球的高级动物。人类的生存，是离不开社会性的。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对于单独的一个人来说，他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是本性的原因也好，或是环境所致也好，都能说得过去。但如果站在人的社会性角度上去看，则应该是为善的，仁爱的。对待一些残害同类的人，人们常骂“禽兽不如”，就是因为人类自有高出禽兽的地方，就是社会性。对待儒家思想，都要站在人的社会性这个角度上去考虑。儒家思想，可以说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智。

和庄子需要惠施作为论敌一样，孟子也需要告子来作为论敌。告子说：“人性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孟子反驳他：“水信不分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提出了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就是人性的基础。

人性本善，但为什么还有恶的存在呢？孟子仍然以水作喻：“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犹是也。”水也有升到高处的时候，但那是为情势所迫，并非是它的本性。人为恶，也是环境使然，而非本性所致。

后来的荀子反对孟子，认为“性本恶”。法家的李斯、韩非都出于他的门下，荀子虽然归入儒家，但也可以说是法家的鼻祖。法家的思想，已经完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荀子所讲的人，是自然人。而孟子所讲的人，是社会人。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但人之所以为人，还是社会性。所以，孟子主张“性本善”，挖掘人性之善，是儒家思想中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荀子的徒弟李斯、韩非虽然帮助秦统一了六国，立法制，书同文，车同轨，禁止言论，功莫大焉。但秦朝速亡，他们两个人也不得善终，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人性之辨，不可不深察而慎言。

十、智慧

智慧是思维的角度，价值的认识，面对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但凡大智慧，就不单纯是方法和技术，而是有关价值、胸怀和态度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道”这一哲学概念，是十分有意义的。智慧，首先是有道，也就是找到好的道路，否则，人再聪明也没用。

道家之道，是“自然”。而儒家之道，则是“仁”。这些代表了人类最高智慧的思想，不是单凭脑力所能达到的。

“仁”，是大智慧，因为它是以人的社会性为立足点，而又以尊重人的个体性为出发点。中华民族的思想，就是以儒道为基点，卓然而自成风格的。别的民族，没有儒家一般的思想，没有孔子一般的人物。有此等思想，有此等人物，则中华民族才可称为一伟大民族。

然而，凡大智慧，都有些似乎是愚笨的样子，所谓大智惹愚。比如，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只考虑一个方面，或者以自己为中心，反应就快，显得聪明、机灵。而有的人考虑多个方面，要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就难免犹豫不定，显得迟钝。孔子有些愚，老子有些木，都不机灵，估计他们生前就是给人这种印象。但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那些所谓的机灵人、聪明人，岂能望其项背。

儒家另一个大智慧，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说到底就是不违背常识，反对过分的行为和理论。有些行为，看起来十分古怪，有些理论，读起来非常深奥，到了一般人弄不懂的地步。这些行为和理论，抛弃了基本常识，最后就可能招致灾难。纯粹的理论都建立在许多假设基础上，这些假设只要有一条不成立，就会使理论向着偏颇的方向发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推崇朴素的真理，切实的行动，而不赞成纯粹形而上的思辨，道理就在于此。这是我们民族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些智慧的积累，所以虽然经历了各种思想上的混乱、战乱的考验，但最后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不至于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在危急关头，这些智慧最终体现在人的良心、毅力和勇气上。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被这种智慧熏陶而成的一种豪气、自信和决心——这才是一个民族的大智慧，而不是那些鸡鸣狗盗的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