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作者 >> 法儒道三家治国思想谁更合理,韩非之法更胜
文/颜小二述哲文图/网络
韩非属于法家代表人物,而法家思想家们虽各自观点学说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大抵都有“重法”的倾向。
儒家更多提倡以礼法治国,但先秦时期的大多儒家先贤,强调礼治的意味比较浓郁。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一脉相对特殊,荀子对法的重视相对较高,强调隆礼重法。但是荀子也好,孔孟也罢,在治国思想上,更多强调礼治,而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该学派在治国思想上,更多强调“礼治”。
道家的治国思想,以先秦老庄为代表的话,更多强调以“自然”为原则去“无为而治”。而要理解“无为而治”,就需要明确这里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需要管理者摒弃生发于个人欲望的“私”,以此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合适的治理(这背后有自然规律在发生作用)。
当前社会确实在提倡“依法治国”,但是,我们不仅依法,我们也有“德”。现代社会中,“礼”更多表现为“德”,人类社会的“德”更多属教化的结果,若社会只有“法”而无“礼”无“德”,这个社会一定是冰冷的。同时,如果“法”没有抛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私”,无法确保管理者可以摒弃偏私去“无为”,那么“法”就可能沦为部分人维护自己特权的“工具”,这种法下的社会也是不健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欣欣向荣,而这欣欣向荣的背后,绝对不仅仅只是依靠“法”,由儒家之“礼”等等演变而来,以教化催化而成的人类社会之“德”,亦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
“德”不在,“法”也将倾覆,而“法”能够保有其长远的生命力,这背后应当有管理者的“无为”在发挥作用。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大家,现代社会的“法”和韩非的“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现代社会的“法”更完善,它能存在,虽然有法家的一份功劳,但是绝对离不开儒家“礼治”之下,以教化为手段,人作为社会人形成的“德”,同时也无法背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所以,虽然当前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法家韩非的治国思想,比儒家、道家更高明,法家、儒家、道家,在治国思想上,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当前之“法”更倾向于属集百家之所长的存在。
1、韩非之法家:利用人自为心主重罚重赏-维护统治者绝对权威
法家思想家有许多,比如商鞅、李斯、韩非等等,就例子里面三位思想家关于“法”的观点来看,我们就能看到三者思想有区别。
比如,商鞅的“法”相对比较极端,强调重罚轻赏,但是韩非虽然也强调“重罚”,但是却也强调“重赏”。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家各自观点,还是有相对较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学说体系,主要是维护“法”的。
而韩非的思想,更多是在提倡“重罚重赏”,因为在韩非的观点中,人生来“自为”。所谓“自为”,更多是韩非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因为生来就有欲,继而会因为“欲”有较强维护自己“利益”的倾向。因此,韩非认为人皆“自私”,说得感情强烈些,韩非认为,人的“利己”是天生的,亦是普遍现象。
基于此种认识,韩非继而指出,君主要管理好国家,就要抓住臣下百姓作为人而生来就有的“利己心”,灵活运用“法术势”,将赏罚大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通过重赏重罚,来利用人在利己心下不自觉生发的“趋利避害”心理,继而更好控制国内百姓臣民。
运用韩非的治国思想,虽然可以得到近乎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韩非的治国之法确实太过“残酷”。韩非关于人性的认识亦是片面的,他看见了人性的“利己”,却忽略甚至倾向于否认人心与人性中因“情”而超越“利己心”的“大义”等等,而事实上,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曾经出现无数不为个人私利,为“大家”贡献自我的“英雄”,如岳飞等等。
同时,韩非治国思想的服务对象比较明显,那便是是君王,这个君王甚至不包括与君王一起治理国家的臣子,也就是说,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实则更多是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
2、儒家的治国思想:重“礼”,主张以教化维系人作为社会人的“德”
儒家思想在治国上,比较明显的特点表现在对“礼”的维护,而儒家各思想家在维护“礼”上,程度也有不同,比如相较于孔子和孟子,荀子重“礼”的同时,亦重“法”,而孔孟的治国思想,更多是在强调“法”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虽然提出君主应当隆礼重法,但是荀子的“法”还是以“礼”为基础的,荀子曾经提出:礼义生而制法度。
也就是说,即便荀子隆礼重法,但荀子亦指出法依据礼而来,这便是说,在荀子看来,无“礼”,则“法”便无从说起。荀子能够看到这一点,在当时那个社会极其难得。
荀子也好,孔孟也罢,抑或者是先秦以后的大儒,他们对“礼”的维护,没有以韩非为代表之法家那般极端,亦不像以韩非为代表之法家,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儒家的“礼”,是为封建制下人类社会服务的。
儒家最活跃的时期,社会制度大抵是封建制,封建制就免不了有尊卑区分,而社会要稳定,某种程度上就需要社会中尊卑体系的稳定,这便需要儒家的“礼”。儒家更多是以教化为手段,以“礼”为主要内容,帮助人们形成维系社会稳定之需要的“德”。
也就是说,儒家重礼且强调教化的治国思想,更多是帮助人们形成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的“德”,以此维系封建社会中尊卑秩序的稳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并非和法家一般,仅仅是为君主权利稳固而服务的,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对比于法家,有更大格局,更多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稳定而服务的。
3、道家的治国思想:讲求“无为而治”,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而道家思想,属于百家思想中比较有特色的一派,并且,道家按理说,出世意味更加浓郁,甚至曾一度被贴上“避世”的标签。但是,作为道家思想的鼻祖,老子在行文风格上本来就有“正言若反”的意味,而道家思想,看似避世,其实道家避的不是人世,而是人心的“私”,而这一点表现在治国上,道家之“无为而治”的一个关键点,便是告诫掌权者摒弃自身私欲。
道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属于道家对自然的尊崇,以老庄的视角看世界,万事万物在自然规律下,生老病死,一切似乎都是最合适的状态。
而人虽然生而有欲,这也并不是什么违背自然的事情,若人“纵欲”,这便违背了“自然”,属“人为”,
以道家观点来看,人为而伪,后患无穷。高高在上的君王也是人,也有“欲”,如果国君以己之“欲”肆意操控国家,随意发布法令,民不聊生就在不久将来,如果君主能够控制自身的欲,以“国家如何发展才最合适,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这种视角来考察自己发布的政令,这个时候,其实是“无为而治”的一种体现。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道家的治国思想讲求“无为而治”,该思想更多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家们敏锐发觉到人的“私”,即人为而伪,属于阻止国家、生活正常而稳步发展的最大“敌人”。
4、“依法治国”与韩非之法是两回事,法道儒于法上无优劣之分
通过上述议论,我们大抵了解了法、儒、道三家在治国思想上的一些特色。
首先,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服务于封建制中的君主专制,属于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强有力“武器”,而当代社会的“依法治国”虽然有韩非之“法”的影子,但绝对不是韩非之“法”那般冰冷、专制的“法”,二者天差地别。
其次,儒家的治国思想更多体现在对“礼”的维护上,儒家期待以教化的手段帮助人们塑造作为社会人的“德”,以此维系封建社会的稳定。虽然当代社会已然没有封建社会下的尊卑秩序,但儒家治国思想中的“德”依然对维系现代社会文明的正常运转,发挥着巨大作用。或者这样说,现代社会“法”的稳定,离不开社会中人作为社会人的“德”,而从现代社会人身上的“德”中,我们能看到儒家之“礼”的影子。
最后,道家的治国思想比较典型也比较独特,对现在社会“依法治国”有巨大的启发。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这背后有对“自然”的尊崇。道家的“无为而治”并非什么都不做,从封建社会大环境看道家思想,我们可以发现,道家更多是强调,制定法并推进法生效的掌权者要摒弃自己的“私”,以此让人类社会得以在自然规律下稳步前进。而现代社会中的“依法治国”,也能看到对维系社会自然稳定发展之规律的依循。
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法家、儒家、道家在治国思想上,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各自适用的特定环境,不考虑学说成立的范围而简单粗暴将三家治国思想进行优劣对比,意义不大。
另外,当代的“依法治国”中的“法”与法家的“法”有天壤之别,而当代依法治国之中,不仅有法家的影子,亦有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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