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多次引用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反映了历史学家司马迁与管仲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先让老百姓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进而追求精神文明的发展，最后得以“利民”。这可说是现实主义与道德价值结合的一大尝试，追求功利的现代人对此特容易理解。

管仲（约前—前年），家道中衰，年轻时曾经商，早先辅佐齐国公子纠争夺王位继承权，射中公子小白带钩，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几经周折，由鲍叔牙举荐，得以辅佐齐桓公，最终帮齐桓公建立霸业，被尊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誉。

管仲现实主义的一面有些让有道德洁癖的孔子瞧不起，不过他很有自知之明，自嘲自己本来就不是个“君子”。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转引了管仲的自白：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话反映了三点：

首先，管仲不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类人物，而是现实主义者，因家中有老母需照顾而在战场上退却，他显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

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计较个人名声，只在乎是否能实现他的治国宏图，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倒是其次，此处也见其现实压倒原则的处事方式。

再次，管仲年轻时曾经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见其与太公望一样，又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为相期间，致力发展齐国的经济，最终使齐国称霸于春秋。

管仲处身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凭着济世匡时的理想和经天纬地的才能，他从实际出发，重视发展经济，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使齐国慢慢强大起来。对于管仲的功业，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作了详细的说明：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职是之故，管仲为相期间致力振兴齐国经济，利用商业的路径，使得商货流通不绝。他又对齐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设立监管机构，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做严密监督。如此一来，励精图治，使国家兴旺起来，为齐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齐桓公霸业最盛，九合诸侯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书生，鲜有像管仲有商贾的背景，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达致社会上流，与他背景相似的有吕不韦。如此看来，管仲被列为法家人物，实在是基于他的实质功绩，因其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书的学术地位。

然而，与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响力相当的吕不韦，不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管仲与太公望等人却一同入选，这是因为他们功业显著而且有益于人民，非只为个人私利而治国。

司马迁乃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借史书来品评人物，对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传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备，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故古时富贵是两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须得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管仲与齐桓公

《史记》中尚有不少对管仲的溢美之词，《史记·管晏列传》中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司马迁认为管仲是“世所谓贤臣”，这一点是对他的功业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对齐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又在《史记·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其实，历史上真正的盛世，经济发达、物阜民丰是必要的条件。

然而，管仲治下的齐国不但国力强大，更重要的是以国力优势来维护国际秩序与社会正义，带领盟国维护周室的统治地位，又不与丧德败行之国为伍，也绝不欺压无辜者而换来国家稳定，这样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之，一味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自诩的君主，如汉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会遭史家批判。借古鉴今，本是贤明者应当效法。反之，一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受苦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齐桓公在攘夷战争中迷了路，管仲献计让老马识途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的人格批评，虽然孔子鄙视管仲为人“小器”，但对于他的功业，孔子却是肯定的，他客观地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也认同管仲尊王有功，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就连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对抗夷狄、使华夏免受夷狄侵害的伟大功绩。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也是另一现实主义的代表者，史家多将其置于法家人物之中。他为求达到目的，不计较手段，对付李严等蜀国本土派毫不手软，诸葛亮对管仲的推崇，足见其历史影响。

管仲不像大多数诸子般属文弱书生，而是战功显赫的齐国相国，桓公以仲父尊称他，他也是经世治国的典范，故后世学者借他的大名来著书立说，实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说服力。这是古人与今人之别，古人喜托他人之名著书，今人却有人把别人的作品强冠自己的名字，可见古代著者志在阐述己见，非为沽名钓誉而写作。

武侯祠攻心联

（清）赵藩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

《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具弹性，它不像孔孟式的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殷海光（—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

《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

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分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它易知易行，不像儒家般知易行难，它也不是绝对排斥道德的现实主义，而是强调“现实优先”，道德次之的中国式现实主义。

（出自《经典之门·管子》导读，作者赵善轩系香港明爱专上学院通识教育及语文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