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产生源于制度的需求。夏商时期，去古不远，君主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还会征询部落会议或者民众会议的意见，在奴隶制国家权力运行中就表现为臣下对于君主的进谏。

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有的权力监督机制。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享有至高且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国家法律和官僚机构来源于他并对他负责。权力的任性必然导致国家的崩坏，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防止专制权力的滥用，言谏制度逐渐生成，随之带来的言谏精神也影响着整个国家。

一、君主须以德配天

1.明主召谏

有德之君，可堪天命。唐朝评判君主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其是否能够“从谏如流”。君主因时因情不同发布求言诏，即位改年之时，发布求言诏是唐代君主表明自己政治开明。

而广开言路的信号，也是君主了解社会动态、知悉国家情况以及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方式。如高祖初年的《令陈直言诏》中“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在兹”便是此意。

为了打破言谏拥塞的僵局，君主发布诏令对言事的形式、内容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放宽，鼓励进谏。当国家发生灾祸，君主也会自谴，并将灾害看作是上天对于自己的警示，为了承担上天的责罚，发布诏令，鼓励群臣进谏。

2、庸君拒谏

太宗曾批判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刑，岂能一一中理”，乾纲独断之下，群臣虽有不同意见却不敢谏诤，隋因此二世而亡。

唐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并未完全发挥谏官的内在价值，本质原因是没有认识到纳谏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隋亡教训在前，唐初统治者恐重蹈覆辙，谏官进谏常将桀、纣、隋炀帝等作为“无道”的经典例证。

“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売、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君主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太宗谓群臣曰：“说到隋炀帝暴虐执政，他的大臣们都闭口不言，致使隋炀帝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所以隋朝灭亡，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如果你们看到我做不利于百姓的事，必须极言规谏。”

拒谏是隋朝夭折的重要原因，隋亡阴影之下，创业之君不得不反其道行之，兢兢业业，纳谏如流，成就一番盛世。因此，在唐朝君臣的话语体系中，既有拒谏亡国的反例，也有纳谏兴国的前证。

二、唐代士人之精神

谏诤是士大夫的天职，这种不得不谏的决心源于儒家思想陚予士大夫的使命。谏官以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为本职，若不履职“害于事”是小，“危于道”才是大，以谏为职，意味着从道与忠君的合一。

1.谏诤实现政治理想

唐代士人之所以有如此浓烈的谏浄精神是因为谏浄是实现政治理想之必须，“内圣外王”是儒家崇尚的政治理想。在唐代君臣看来，“圣王”是国家实现“治平”的重要途径。不论是法家的“垂法而治”还是儒家的“有治人，无治法”，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政治治理的本质是人治。

儒家看来，人治的核心在于把政治大权交到“圣王”手中。君主是天授的“王”，就如子无法择父，臣亦难以择君。谏浄便成了践道的最佳方式。

圣王的核心在于其内在人格的道德精祌，广义上说，它更是一种人格的理想。反映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就是君臣都要注意道德和人格上的自律，而自律正是君主纳谏的核心动力。正因如此，谏言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君主个人德行喜好，甚至是婚姻家庭相关。

谏浄是践道之途径士人的谋道，不论出世入世心皆系于朝堂，最后落实于与君共治的实践中，士人眼中，进谏等同于践道。儒家对道之推崇使得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的理论得到了另一种阐释，臣有道之君，君无道则隐。

荀子亦认为有道之君才是君，不从道者是谓贼。可见在儒家先贤的理论中，士人之忠君既需要臣子恪守臣道，也需要君为有道之君。尽管原始儒家的思想经过了诸多变化，然而“道”之理念，以及道高于君，道高于势的观念却为一代代士人所承继。

“道”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与理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是一种判定善恶是非的标准。践道是士大夫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君主与官僚都会不可避免的使用儒家理论作为政治话语，君有君道、臣有臣道。

君主对于士大夫“从道不从君”的理想是认同的，在君主看来，士大夫的践道是为了“尽忠”，目的是维护国家统治。随着君主受教育水平的加强，绝大多数君主自觉的克制自己、接受谏官的谏浄。

唐朝格外重视对储君的教育。如唐代东宫谏官在构成上与谏官系统呈对应关系，东宫谏官一方面规谏储君得失，一方面还承担教育储君的责任。

道是士对于君的舆论监督。黄仁宇在评价万历时有过经典的论述，万历没有在废长立幼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因为在法律上可以左右迁就，但在从小受教于传统制度的官员心中，早已成为为礼法所不容的事了，法律是不能与圣贤的教导相违的！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的企图。

君主需要遵从士人的价值观树立自己的美名，一旦君主做出有违君道之事，谏官的进谏会使其又怒又愧。

三、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

1.君臣意见相左

和而不同是为了避免君主独断，增加决策正确性。晏子曾对“和与同”有过经典的比喻，“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同者，君甘亦甘”。“同”是意见的绝对统一，臣子附和君主，因此君甘亦甘。“和”是观点和意见的多样性的合一，虽然能够做出最合理的决策，但君臣冲突在所难免。

因此，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范祖禹《唐鉴》中也曾将“不明之君”与“贤君”并立。他认为“不明之君”不能知人，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群臣之事，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天下不治。

太宗曾言：“我高在朝堂之上，天下之事也不能尽观于眼，所以委派众爱卿等人，作为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以为意。”太宗与群臣之间良性的君臣关系造就了贞观盛世。

2.谏诤创建盛世

据统计，太宗一朝，谏风大盛。进谏数量、人数、纳谏数量均远超唐朝其他君主。士人皆以谏为荣，君主恐人不谏，在这种氛围之下，君主不但不会滥用权力，还会相当自律。

太宗的纳谏如流不仅成就了贞观盛世，还为后世君主做出榜样。如文宗就曾重用魏征的五世孙魏谟，“帝谓宰相曰：“太宗有了魏征，善于补救缺点和疏漏，如今我有了魏谟，又能够积极进谏，我不敢说达到贞观时期的盛世，但是能处于不犯过失的地步。”可见太宗对其影响之大。��

四、结语

当时各个国家机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言谏制度的实施也是困难重重，君主对大臣的猜疑、政权的动荡不安等因素都会导致谏诤制度的扭曲，甚至是崩塌。

在古代中央集权的社会背景下，言谏制度制度的设定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作为一个监督机制，不仅补全了了专制制度的漏洞，对稳定社会秩序也有极大的贡献。这足以证明言谏制度是中国法制史的瑰宝，对当今的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