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朝的名声在后世具有两面性，在称颂其首次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制度，统一文字度量衡功绩等一系列历史功绩的同时，其统治的残暴也被后世诟病，称其为暴秦。而由于苛政压迫百姓，致使这个威名赫赫的王朝二世而亡，这一切的根源还得从秦朝推崇的“法制”来分析。

秦人原本地处西陲，论国力和文明程度是不如东方六国，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后才崛起于诸侯之中并最终一统天下。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就被车裂，但是他制定的法律并未废止。一直到秦朝灭亡，秦国都在奉行着商鞅的所建立的“法治”，而商鞅制定的政策中，有一部分是加大了对下层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的。

一，告密和连坐制度的创立使秦国民风大变

商鞅自己也曾说他改革目的就是成就王霸之业，何为王霸，引兵东进，与六国争战，这就是一种一切服务于战争的改革。在改革中，商鞅创立了“告密制度”和“连坐制度”。规定秦国的百姓每十户或者五户为一保，只要有其中一户人触犯了律令，其余九家全部腰斩。如果有人发现自己的保内居民有犯法或者有犯法的想法时，就必须去举报。一经举报，被告者处死，告密者受赏，哪怕只是猜测这家人可能要违反法令也同样处理。

因为商鞅有自己的理论，他是持“性恶论”的：只要是人，就都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宁杀错不放过。而且商鞅的法令及其严苛，在道路上乱扔垃圾都得抓去黥面（在犯罪分子脸上刺字），这正是商鞅法令的恐怖之处。

而这样的法令其实贯穿了之后的整个秦帝国，这就像在地面上挖了无数的陷阱，百姓们平时生活中都得小心翼翼，同时还得严密监视着周围人的举动，万一哪天自己的邻居犯法了，自己没有举报，还得陪着受刑。

在“告密制度”和“连坐制度”的统治下，秦国社会风气大变，在日常生活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恩义全无，因为彼此都在互相监视。

二、赋税的加重使百姓的生存越发艰难

商鞅的改革弊端之二是重农抑商，法令规定耕种是百姓的本业，如果百姓们从事商业活动获利的话便要缴纳很重的赋税，因为承受不了各种苛捐杂税，商人破产后妻子便被收入官府成为奴隶，而奴隶和商人还得服兵役上战场作战。

由于秦国所有的税收全部用于军队征战服务，所以农民的赋税也很重。据史书记载，秦国向农民摊派的各种赋税已经占了农户种地收入的五分之四。如果兄弟之间不分家居住的话，还得纳双份的赋税。这样的法令其实是把百姓逼向战场，因为在秦法里，只要上阵杀敌才会获得升迁和赏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通过变法使国家变成一台疯狂战争机器的同时，秦国的法令也把普通民众逼向了水生火热中。

商鞅变法的思想中有一条是“民弱则国强“，一切的律令其实都是把全民当成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这也就是商鞅变法在压迫百姓的同时也使贵族的利益受到损害，最终被秦国派兵杀死后用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车裂其尸体的原因。

对待本国的人民尚且如此，秦始皇一统六国后，那些六国遗民更是悲惨。秦国百姓还可以说适应了几十年了，六国可从来没这么干过。所以统一之后，秦法的弊端就更加突出，当陈胜吴广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号召时，百姓们便纷纷揭竿而起，加入反抗暴秦的斗争中。

三、主张“愚民政策”

在《过秦论》中有那么一句话：“于是废先王之道，墮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指的就是秦代的“愚民政策”，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使百姓不能接受新的思想和智慧。就像一头笨驴一样只知道围着秦法转圈，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实这项法令追本溯源还是创立于商鞅。

《商君书》曾有这样一个观点：只要百姓都不学习知识了，就会变得愚蠢。从而无法与别人探讨国家政策，这样法令才能畅通无阻。国家也就安定了。

可见，愚民政策是商鞅认为能巩固统治的手段，于是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商鞅就烧毁过不少诸子百家的书籍，史称“燔诗书”。

如果说在统一天下之前，秦法禁止百姓获取知识的“愚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政权并增加了战斗力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统一后秦朝仍然遵循着这一套方法，这就有些说不过去。

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秦朝百姓在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的压迫下早已痛苦不堪，秦王朝却不知变通，依旧采取“愚民政策”，势必激起百姓的怨恨和反抗。秦朝的法制思想来源是商鞅变法中的各种律令，所以百姓苦于暴秦压迫，怨恨的也是秦朝刻薄寡恩的法律和残酷的统治手段。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秦朝百姓的生活状态很艰苦。商鞅变法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毋庸置疑，但万物都有两面性，秦国法令的缔造者是商鞅，这次变法虽然使秦国由弱变强，所向披靡，最终一统六国。

但与此同时，法令的弊端也被一起继承，直到秦二世时代，天下百姓终于奋起反击，强大的秦帝国也瞬间崩塌。虽然很多人认为商鞅的变法只是得罪了贵族势力，这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得罪了全民。只是贵族们杀死商鞅后，仍然使用那一套律令来对付百姓，并且大有变本加厉的势头。所以秦朝虽是法制，但百姓却恨透了。

秦法严苛，把百姓们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也让后来的汉朝统治者吸取了教训，这才有了汉朝废秦法，行黄老之治的政策。

参考资料：《荀子·王制》、《过秦论》、《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