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工，同时也因为分工而产生了与周代城邦不同的人群，而处于混乱状态。而人性上的自私自利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利益，人人都有欲望。而要满足欲望，就有所求。如果要求没有达到一定的限度，就要发生争执。相争就要引起混乱，混乱则导致贫穷，最终人们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所以，社会争乱的原因是物质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古代先王由于厌恶这种混乱的局面，为了防止争乱，便制定礼义，这便是礼的起源。《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划分了等级，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得不到满足而相争，而物资也不会被人们的欲望所用尽，社会便能长久地保持协调。《荀子·荣辱》：“先王为之制礼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因此，具有专制和暴力性质的礼虽然违反人性，但如果不用它来矫正人性的话，就没法保持社会秩序，不能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礼便具有了某些合理性。
据此，荀子认为人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作被组织起来成为不同人群。《荀子·王制》：“（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人能群”就是人能够合群，被组织起来；“分”就是不同的分工。人能够被组织起来并有不同分工的社会便能兼利天下，反之则是离乱的社会。《荀子·富国》：“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王霸》：“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功，士大夫分职而听。”荀子便提倡以礼治国，《荀子·议兵》：“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王霸》：“国无礼不正也。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能诬也。”礼划分了不同的社会等级，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荀子·富国》：“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袜倦衣冕，……士皮弃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不同等级的人给予不同的物质欲求，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了特供制思想。为了解决人们的欲望，荀子还吸收了管子充分利用自然，发展生产的主张。《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同时吸收了道家节欲的主张，《荀子·正名》：“欲者，情之应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从中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并且还提倡节用，《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其余”；《荀子·天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可见，荀子认为对于腐化败坏的人类的现实统治，就必须以奴隶制和压迫来对腐化败坏的人类进行统治，利用惩罚的邪恶来抵制人更大的邪恶，维持最低限度的正义条件，而达到暂时的和平。因此，私有财产、奴隶制、政府、压迫，所有这些公民社会的制度和暴虐都适应堕落的人类，能把人控制住，这就是理想的国家制度。基于此，荀子的政治目的便是在控制人，《荀子·君道》：“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
再有，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任祭酒，受到法家的影响，这使他认识到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不足以治国，《荀子·正论》：“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琐化。”而法是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他便将《管子》中的礼法并重思想吸收到儒家学说中去。《荀子·富国》：“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能够鼓励正面的利他行为，但不足以使人向善，也未能制恶。而法可以防止人性向恶发展。礼与法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礼法互补，便能共同服务于社会政治秩序。《荀子·性恶》：“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不正，无礼义，则悖乱也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经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王制》：“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这意味着荀子认识到道德需要法律，法律也需要道德，道德与法制相辅相成。礼与法相结合，儒家便从伦理学学派演化为政治学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所说之法，实际上是刑罚。《荀子·成相》：“治之经，礼与刑。”并且，他还提出单纯依靠庆赏刑罚也不足以治国，《荀子·议兵》：“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只靠赏庆刑罚，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不能教人为你牺牲生命。《荀子·富国》：“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荀子还继承了孔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认识，将礼与法所适应不同范围与等级制联系起来。《荀子·富国》：“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还多次明言礼重于法，《荀子》：“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而且，荀子还指责墨子主张节约，慢无差等，不容君臣有隔，有悖伦理，大骂墨子是“役夫”。这就使荀子的法成为了特权法，而缺少对权利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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