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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
——梁涛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者。孟子生卒，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学者根据《孟子》一书的相关记载做了很多推测，大致而言，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晚期，与我国古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处于同一时代。相对通行的说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年，卒于公元前年，活了八十三岁。孟子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同其早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刘向《列女传》记录的“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故事，反映了孟母对孟子所倾注的心血，这些都对孟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孟母也被称为“母教一人”，成为中华母教的典范。孟子生活的邹国距离孔子的故国鲁国不远，用孟子的话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毗邻圣人之居，孟子对孔子充满了敬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在他看来，虽然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圣人，但“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借孔子弟子之口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公孙丑上》）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奇怪，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因为尧、舜乃天子、圣王，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是有德有位者，而孔子在世时只是一介布衣、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但是孟子不仅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远超越于后者之上，反映了他对孔子的推崇和敬仰。孟子推崇、仰慕孔子，但他生活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多年，他如何向孔子学习呢？孟子了解到孔子有一个孙子，名孔伋，字子思，也是一名非常了不起的儒家学者，于是他“学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向子思弟子学习，了解到孔子的思想。所以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孟子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他与子思的思想存在着继承关系，属于儒学内部的同一派别，史称“思孟学派”。这一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应该是：孔子（仲尼）——子思（孔伋）——子思门人——孟子（孟轲）孟子受业的子思门人具体是谁，史无记载，已不得而知。另外，子思与孔子的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孔子，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自唐代以来，一般都认为这个环节是曾子，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亦持这种观点。另有学者则认为，孔子和子思之间的环节不是曾子，而是子游。曾子和子游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接近，同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子思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派发展而来。孟子立志学习孔子，就要像孔子一样积极出仕，通过参与政治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各诸侯国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礼贤下士的风气，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士本是一个社会阶层，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中，士是贵族中最低的阶层，又处在庶民之上。由于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凡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技能，且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人，都可以成为士。士虽然政治地位较低，却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不过，士地位的提高也使士这个阶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分变得十分复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纵横之士。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由于当时各诸侯国都实行合纵连横的政治策略，纵横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孟子》记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滕文公下》）景春所说的公孙衍、张仪就是纵横家的代表，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所谓的风云人物，他们一发怒，诸侯都会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好不气派、威风，所以被视为“大丈夫”。但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之流根本算不上是“大丈夫”，他们看人脸色行事，顺从主子的意志，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而已。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以“仁”为“广居”，以“礼”为“正位”，以“义”为“正路”，他们站得直，行得正，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上），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在孟子眼中，士首先代表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责任担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