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中国人的“多层级锥形网络存在意识”

以朱子学为中心

文

吴展良（台湾大学历史系）

摘要

朱熹心目中立基于五伦与五常的政治社会，实为一处处关联的网络化整体。其网络化的存在意识，植根于中国社会从来重视的家族与集体生存。他一方面强调仁心、一体之感与整体完成，一方面强调一种层层节制的“多层级锥形网络”化伦理。其根本出自“父子兄弟”的“天属”，或说父系血亲家族。夫妇则如阴阳之为一体，妇进入也从属于夫的网络关系。除父子兄弟夫妇之外，整个以父、祖、曾祖与高祖为逐层锥尖所形成的多层级网络结构之宗族，都位于朱熹所描绘的“网络化存在意识世界”之中央位置。至于具体的礼制规范，朱子既极尊重古制也主张礼当因时而变。

关键词：礼；中国人；锥形网络；朱子学

一

问题意识

如同一些前辈学人所指出，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不以独立的个体为基础，而富有一体难分的整体性。而笔者在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过程中，则进一步深感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与人们的存在意识，既具有一体难分的整体性，同时还具有“网络性”。所谓“网络性”亦即每个个体在运作的同时，与其周围的亲人、同侪、朋友及其他关系个人或团体形成亲疏远近不同的多重网络。这些网络，不仅维系其生存，也是其生命意义的根基。在网络化的存在状态下，个体并未如图腾社会般几乎完全消亡，但个体从存在方式到其存在意识都从来不是独立的，其网络所及范围的广狭、强度的大小，因时代、地区、社群、个别群体与个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传统中国社会的网络性比较强大，则很可能是其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基本特质。具有“网络化存在意识”的人，倾向于视网络的存在重于个人的存在，为其所属的网络而努力才是生命的真谛。此与具有“个体化或原子化的存在意识”的人，主张个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独立的重要性，强调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个体完成的取向，有根本倾向的不同。

中国社会强大的网络性很可能渊源于上古三代的封建及宗法体制，并以礼制的方式呈现。人的存在先是以强大的氏族，而后以一体难分的宗族为基础。周代封建，建立在大氏族联合以及宗族宗法组织的基础上。其礼制更是以“立嫡”及“亲亲尊尊”的宗法为根基，建立了庞大的政治社会体系与组织，并成为中国后世政治社会秩序与组织的渊源及主要基础。周朝是中国古典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所谓儒学，大体即建立在周代的政教与礼制之上。因而后代的儒家，对于以宗族、宗法与层级联合制（封建或类封建）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始终抱有深切的认同。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也因而长期具有网络化的特色。

然而这种网络化的存在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秦汉以下的政治与社会以大一统的郡县制及编户齐民为基础，对于先秦的宗法与封建体制有着重大的改变。从战国时期的军国体制与法家思想演变出来的官僚及治理体制，对于封建式强大的网络性，也造成巨大的破坏及转化。然而汉武帝复古更化、独尊儒术，政治社会上的家族及封建性又以新的方式增强。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力量几乎掩挟一世，唐初的政治社会则是关陇集团与山东大姓的天下。武则天虽开始重用科举出身之人，然而世家把持政治的现象要到安史之乱后才有明显的改变。这都显示了中古以前古代政教体制、贵族式统治阶级以及大宗族的主导力量。简言之，从秦汉到隋唐，往往是“大型网络”化的存在方式与意识，一方面根源于上古，一方面也具有大一统王国郡县制下，新时代的各种特色。

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其各种举措与制度，对中国近世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宋人惩二百年来的地方割据及武人专政之祸，又见传统的大宗族大多颓败，帝王开始努力培养文士阶层以重建天下秩序。新兴士阶层多出身于平民社会，缺乏大型网络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用新的方式重建政治与社会秩序。他们的主流祈向是复兴儒家与“回向三代”。在政治上企图激发个别士人的自觉，建立一体不分的伦理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得君而行道。在社会上则努力地建构各种新兴的小型、顶多是中型网络组织，包括聚宗收族、以家族为中心的义田、义学并进而组织乡约、社仓、设圣贤祠。在思想上则强调富有人伦与网络意识的儒学，排斥追求个体解脱的佛老。新兴而自觉负有政治社会责任的士（低阶层贵族）阶层兴起，构成了宋以降中国近世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中坚。他们的抱负与努力，一方面大抵源于传统的网络化存在意识，另一方面也重塑了新时代、新型态的网络化存在意识。本文首先企图说明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宋代所逐渐确立，而为中国近世所相承的网络化存在意识之具体内涵。此处用“确立”二字，因宋人在一种新的政治社会背景与出身下，排斥地方割据及佛老、鄙视法家甚至荀子，企图超越汉、唐，最终建立了一套新型态而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存在方式与意识，故而用确立二字。

或问此种所谓新型态的存在意识与所谓的宋代新儒家思想有何不同，何不径用思想二字即可？此因新型态的存在意识固然立基于宋代的新型态儒家思想，然而存在意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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