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先秦政治秩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回应

作者简介丨萧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原文载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摘要：

荀子学术成长的“战国末期”，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宗族“共主”的王权社会向专制皇权社会转型即告结束的前夕。七国竞锋，诸子争鸣，开创新意识形态刻不容缓。荀子依“天行有常”创“性恶论”，在学术批判中吐故纳新，深化乃至改写了儒学的“礼论”。荀子高举“法后王”的旗帜，隆礼尊贤，德法并举，求内圣外王之治，促先秦儒家浴火新生。

关键词：政治秩序；先秦；性恶论；荀子；

从孔子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这年，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由分向合最激烈而深刻的时期，也是伟人辈出的时代。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学术大师的荀子，其崇高人品、渊博学识、超拔才智及创新精神，在回应先秦社会转型政治秩序建构和追求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设想等等方面，都在先秦树起了最后一座高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十分独特的珍品。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荀子的理论与实践在今天的意义，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忘记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

一、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变法求合”

(一)春秋:“礼崩乐坏”蕴藏的文化奥秘

公元前年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前后历经年。后代历史称它的特征为“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据有关资料记载:春秋连年的兼并战争不下年，各方发动的军事行动约次，灭国多个，所剩仅齐、晋、楚、秦、中山、吴、越、鲁、曹、卫、宋、郑、陈、蔡等14个主要国家及其附庸；35个诸侯君主被杀(冯先知，6:82)。明明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血淋淋景象，为什么要加以文气十足的描述?难道说没有“礼崩乐坏”几个字就释怀不了“天下大乱”之义?论者愚见:确乎如此!不讲“礼崩乐坏”，就难以判断春秋大乱的性质；正是这种判断力，方显我古代先贤深谙文化奥秘的政治智慧。

从上古保存下来的资料看，中国古人早在多年前(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早期)，就明白了战争的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而引导战争并将其凝固存入历史的都是文化，所以文化是人类活动最具首位意义的东西；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中，如果不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合、不用新的意识形态涵养人的精神世界，任何政治统治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时代之前的上古中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族群，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就进行过两次文化大整合。第一次发生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大转型的“五帝时期”，即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建立起包括千百个大小部落社会构成的以他为大首领的酋邦大政治共同体时期。当时共同体内“民神杂糅”的部落文化纠集，常常闹出“九黎乱德”之类的逃脱、背叛事件，严重妨碍了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为了排除过时文化的干扰并形成新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颛顼继黄帝之后进行了“宗教改革”，将“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的部落小文化，整合成酋邦大首领掌控的“绝地天通”的新文化(《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以便顺利建构转型政治秩序。

第二次文化大整合发生在西周初年，即周公(旦)设计《周礼》(西周“设官分职”的体制蓝图)时期。它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设官分职的方案，是对夏、商两代宗法社会实施“礼治”经验的总结。它虽然还不是现实的社会制度，但对西周执政者确立统治思想和具体形式极具先导性。孔子对《周礼》十分赞赏:“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作为宗法文明基本经验的结晶和最完美文本的《周礼》，支撑并促进了西周前期两三百年的繁荣与发展，以至族属殷人的孔子都心悦诚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且自述常常梦见周公；对往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代为什么会出现“礼崩乐坏”?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与《周礼》的价值理念及其具体操作规程中存在一些自身难以纠正的致命缺陷有关。《周礼》架构在分封制与宗法制两块基石上，是西周初期迫不得已而为；可它后来被神化、僵化和永久化了。其最不能容忍的一是爵位与财产的嫡长子继承制；二是官吏任用的“世卿世禄制”(世官制)。它们是西周政治价值最脆弱、最黯淡的斑痕，既僵化了政治体制运转，又预伏了“争位乱国”的根苗，必然是“礼崩乐坏”最先坍塌的部位。随着时间推移而《周礼》日渐崩塌，周王又没有革新的思路而坐以待毙的时候，反映“礼崩乐坏”形式的“天下大乱”，就会替它出示隐藏的文化奥秘: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反面，《周礼》义尽，造反有理!

(二)“战国”:“七国”争雄是“变法求合”时代主题的展现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国人熟悉的《三国演义》开卷词。如果说前年的“春秋”是转型求变的“破冰之旅”，在“合久必分”的失序中，无法无天地破坏旧制度；那么，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前年)，这多年的路径则是借助“旧瓶酿新酒”，在变法建制、谋统求合的理性选择下，“七国”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各自做了不同的探索。当时秦、楚、齐、燕、韩、魏、赵争相一统天下，为富国强兵而招贤纳士，促使诸子蜂起，各驰其说；一旦深入时代主题的关键性思考，例如: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谋统求合?采取何种方式方法“建国君民”……各派学术巨子会如数家珍似的使你头昏眼花。因此，要明白战国晚期的急迫任务是什么，一要向“春秋的破冰者”请教，问问破旧制的程度有多深?二要向第二次文化大整合请教，看着他们古文化是怎样去粗取精、扬弃糟粕的?

春秋之“破”比较彻底。其前提是人们把“宗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看穿了，对它“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认识已日益清醒，表示人们已模糊地意识到“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马克思恩格斯，b:)。这就是说，西周的生命将要走到终点，但它又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大师”只好请出“武器批判”为它送终。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首先是生产工具)已在旧母体内获得了长足发展:西周晚期开始发现并使用铁(当时称“恶金”)制农具，春秋的牛耕技术发现和推广以及手工业、远程贸易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等等，已经在物质、技术上为新社会的诞生奠定了初步基础。

至于“王有土地所有制”的存废问题，早已被春秋的“流血政治”解决了。这是因为:(1)西周的“王有土地制度”本身就包含了私有制成分，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经授土授民以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授土授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了……领主们的所有权，天子是不该无故侵犯的。”(范文澜，:)(2)春秋时代的“弭兵大会”(公元前年)之后，中原各国几十年相互没有战争，但各诸侯国内大夫兼并空前激烈。对土地和财产相互巧取豪夺，早已把国有土地和新开辟土地与财产收归私人所有了。(3)在战国晚期尚存的各诸侯国已相继称“王”；“王”也就名存实亡了。有鉴如此，时代向“战国末期”提出任务:从除旧布新的角度看应是创新，特别要认真总结魏文侯、楚庄王和秦孝公几位君主变法图强的新鲜经验；从“软硬兼施”的角度看，有作为的君主应在继续发展经济、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抓思想理论的“软件建设”，搞好第三次文化大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亨廷顿、哈里森，:8)的建立，以形成“利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从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学术范式来看，器物革新和制度重建两个层面的转型，已在逝去的多年中较充分地展开了，正向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发展；但涉及新的统治思想这个核心文化的转型，总体上还斗争尖锐，被诸子闹得是非纷扬，见仁见智。即使是秦国，虽然坚持商鞅“严刑少恩”(司马迁，:)的理念与政策不动摇；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副作用已在构建未来政治秩序的蓝图上，投抹了颇重的阴影。因此，适应新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利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树立，是摆在七国执政者和诸子百家面前最急切的任务。

二、荀子立足于“儒”、兼收百家之长的“文化整合”

(一)决定人类进步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文化”难以界定，其定义就不下两三百种。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声明:我们是从“人类进步”切入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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