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楚竹書的發現，給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學者以為其價值至少體現在早期儒學；儒道關係；先秦道家史的研究；黃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周易》經傳研究；宇宙生成論；齊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交流；民間思想研究；一些長期爭議、難以解決的思想史現象、命題的再整理；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等十個方面的研究上面。

論楚竹書與《荀子》思想的互攝

——以古史人物活動事蹟為切入點

文/楊博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給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學者以為其價值至少體現在早期儒學；儒道關係；先秦道家史的研究；黃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周易》經傳研究；宇宙生成論；齊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交流；民間思想研究；一些長期爭議、難以解決的思想史現象、命題的再整理；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等十個方面的研究上面。（1）

以先秦學派劃分為例，筆者亦曾根據郭店儒簡和上博簡《鬼神之明》的性質推定，針對學界的相關認識簡單討論，以為諸子百家以三代學術作為他們的共同資源，彼此之間的思想難免有所重疊。單憑某一個標準，就想徹底厘清諸子的思想面貌，是不可能的。用“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雖然會有一些出土文獻的學派屬性不好判斷，但是大部分篇目的學派屬性還是分得清的。在今後的研究中，這個標準仍然會是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線索。（2）楚竹書與《荀子》書在“史料”“思想”等方面的關係即為筆者這種認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一、楚竹書、《荀子》書史料複現與時代交疊的特點

根據考古發掘等相關資料可知，出土郭店楚簡的墓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公元前3世紀初，李學勤先生指出不晚於公元前年。（3）根據清華簡文字的特徵，李學勤先生推斷其年代在戰國中晚期之際，即公元前年上下。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清華簡無字殘片進行了AMS碳14年代測定，經樹輪校正的結果是公元前±30年。（4）上博簡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迴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的檢測，竹簡距今時間為±65年，（5）則經科學方法測定的竹簡年代，約是公元前-年。但是竹簡年代還應該不晚于白起拔郢之年（公元前年），因此，上博簡年代範圍約是公元前-年。如此，以公元前年作為楚竹書文獻的成書時代下限似是可以令人接受的看法。

楚竹書中既有“詩”類文獻如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書”類文獻如清華簡《尹誥》《尹至》《說命》《程寤》《保訓》《皇門》；“世”類文獻如清華簡《楚居》《良臣》；“史”類文獻如清華簡《系年》等對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經、史類典籍。又有“語”類文獻如上博簡《容成氏》《舉治王天下》、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子”類文獻如郭店簡《唐虞之道》《窮達以時》、上博簡《子羔》《鬼神之明》《武王踐阼》等珍貴的有關政治與學術思想的典籍。這些出土文獻所記載的史實與傳世文獻相對比，往往會出現大量的材料交疊互相與時間交錯重合的現象。這就為當前以新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的方法，重新認識先秦學術演變規律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本文即擬就新出文獻與傳世《荀子》書中所廣泛涉及的周初以前古史人物的活動事蹟互現為例，具體探討出土文獻視野下的先秦歷史與思想演變規律之一斑。

荀子，名況，戰國末期趙國人，祖上可能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卿族荀氏。（6）關於其生卒年份，史無明文，至今學界仍有種種不同意見。（7）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學界公認公元前-年這60年間是荀子一生活動的重要時期。雖然目前楚竹書中並無與《荀子》直接相關的文獻發現，但上文舉諸篇楚竹書文獻的古史人物，大都可與《荀子》三十二篇所涉人物情況可相比勘。眾所周知，荀子在楚近二十年，其著述也似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且楚竹書與《荀子》書所反映的古史觀念在年代順序上亦仿佛可接續，這些均吸引人們探究二者在學術、思想等方面的承傳異同。筆者不惴譾陋，亦擬在楚竹書史料文獻分類基礎上，對《荀子》三十二篇與楚竹書諸篇記述之古史人物具體情狀，作一相應的比較，以期在《荀子》書的取材編纂與思想傳流等方面有所進益。

二、論《荀子》與楚竹書史料複現的啟示

《荀子》一書，“其說多從儒家思想出發而適應新的形勢，強調性惡，以貫徹禮制與仁義。”（8）在諸篇文章中常舉堯舜禹湯文武等所謂聖人事蹟，朱象桀紂盜蹠等惡人事蹟以為其說樹立楷模。據筆者粗略統計，《荀子》三十二篇中分別述及周初以前古史人物狀況大概有百余次，諸具體人物出現頻次可參見表一，如《儒效》篇謂周公“履天子之籍”，武王伐商“東面而迎太歲”；《解蔽》篇則評論人君、人臣、賓孟之弊，均涉及多位古史人物情況。

如表一所示，《荀子》在諸篇文章中常舉典型的古史人物事蹟為其說樹立楷模。清華簡《良臣》篇，按時代依次記黃帝、堯、舜、禹、康（湯）、武丁、周文王、武王、成王等著名君主的良臣，其中所涉人物多有可與《漢書?古今人表》對應者，結合史籍記載來看，其所選臣名應無遺漏。（9）簡文提供了一份類似《漢書?古今人表》的著名人物事蹟，與《荀子》書中論列的典型人物當可相對照。除黃帝、武丁外，《良臣》篇出現所有西周成王以前的君王，《荀子》中均有涉及。所列君王的第一良臣如舜、禹、伊尹、傅說、閎夭、召公、周公等名號亦為《荀子》所習見，其他名號如史皇、伊陟、臣扈、保衡、泰顛、散宜生、南宮適等則所見不多。《荀子》書所舉古史人物事蹟強調典型性，以增強說服力，《良臣》篇強調人物與時代的對應延續性，這應是文獻性質的不同所造成的記述差異。重要的是，《良臣》肯定了《荀子》書中這些古史人物世系與名號記載的可靠性，或至少說明戰國時人存在着對於古史君王與其良臣的名號與世系的對應情況，並為社會所廣泛接受。

表一：《荀子》三十二篇所見周初以前古史人物頻次

通過世系類文獻與《荀子》的比較，確定了人物名號與世系的可靠性。而由表二可知，對於《荀子》書中所舉證的古史人物，楚竹書詩、書類、史類和語類文獻也有相當部分可與其對照。

由表二亦可看出，楚竹書中與堯舜禹事蹟相對應的多為語、子類文獻，而文獻可靠程度較高的詩、書類文獻，僅有清華簡《保訓》記述了舜“恭求中”“得中”後“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而被“帝堯嘉之，用授厥緒”的事蹟。（10）楚竹書詩、書類文獻更主要的則以夏商周三代興替的史事為記述對象，這切合了《荀子》書常舉典型事例的情況。

敘事主題相同的情況下，詩、書類文獻與作為子書的《荀子》在具體敘事上存在着不小的差異。究其原因，一個可能是與相關材料的發現多寡有關，如《荀子·正論》云“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逸周書·克殷》則有“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逸周書·世俘》又云“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斾，乃以先馘入”。

另一個可能是與詩、書等帶有強烈商周檔案性質的文獻與子書的體裁差異有關。史、語與子等均有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整飭的過程。它們會取材於詩、書等原始性較強的文獻。作為“材料”的詩、書和形成“成品”的史、語與子之間的具體記述必然會有所差別與側重。例如同樣是“武王克商”的主題，上博簡《容成氏》的記載與《荀子》反映的情況的聯繫就更加緊密：“武王於是乎作為革車千乘，帶甲萬人，戊午之日，涉于孟津，至於共、滕之間，三軍大犯。武王乃出革車五百乘，帶甲三千，以宵會諸侯之師于牧之野。”（11）“周公建政”的事蹟，清華簡《系年》則同樣有反映，“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餘民。”（12）這種記述的差別與側重，主要服務於論說者想要表達的政治思想。就這一層面來說，上舉與古史人物記述有關的楚竹書與《荀子》書之間也有可資比較處，這即要求我們從思想流變層面來進一步探究。

表二：楚竹书与《荀子》所见周初以前古史人物对勘文献举例

可以說，《荀子》書中廣泛出現的周初以前古史人物，絕大部分為楚竹書世類文獻所涵蓋。有關堯舜事蹟及夏商周三代興替等古史事件，楚竹書詩、書類文獻則提供了梗概的“母題”，而豐富的語、子類文獻卻更多地與《荀子》記載的事蹟之間存在共通之處。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後起的《荀子》著作應當參考了以上幾種文獻的內容，或者存在二者同源的參考材料，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敘述差異逐漸擴大的過程。筆者列表舉例的目的，則是希望借助這種情況來說明古史傳說的流傳載體和《荀子》書編纂的材料來源之間的關係。

三、《荀子》與楚竹書史料互攝的思想史意義

上文已述，楚竹書世、詩、書、史、語、子諸類文獻的敘事與關注點都與《荀子》書產生交集。這些交集從學術思想層面上則體現出伴隨着歷史主題的發展演變，一些重要思想觀念與立場的變遷。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一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禪讓觀念的轉折與批判。筆者簡單討論《荀子》書與楚竹書人物複現的情況及可能存在的原因，其一即是論說者想要表達的政治思想不同，會造成記述的側重不一。以著名的禪讓傳說為例，由於時屬遠古，故其事之有無，並不能得出確鑿結論。若僅就思想層面來說，堯舜禪讓是一個廣泛流傳的上古傳說，不可能是戰國時代的某一學派所創造出來的。在戰國中期以前的特殊情況下風行一時，儒、墨等家都大講禪讓說。（13）禪讓說的流行，終於釀成了公元前-年間燕王噲禪位相國子之，最後國破君亡的慘劇。楚竹書《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的寫作年代，當在這一事件之前，（14）故對禪讓持早期的讚美與支持態度。而荀子的活動時間在戰國晚期，是時禪讓學說已經破產，所以對禪讓持懷疑與否定態度。這與戰國后期統一趨勢日漸明朗的歷史背景下，加強君權的歷史要求相統一。世殊時異，所以會有二者觀念上的差異。

表三：楚竹書與《荀子》所反映禪讓思想對勘舉例

不惟如是，《荀子·正論》批評堯舜禪讓說，舉例有“死而擅之”“老衰而擅”等不見於其他現存有關禪讓的傳世文獻的說法，而郭店簡《唐虞之道》有“古者聖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聰明衰，禪天下而授賢，退而養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15）兩相對照，《荀子》書的批評或即針對《唐虞之道》所論而言。（16）楚竹書與《荀子》書這種思想上承繼關係或許也體現在儒者豔稱的“中”道甚至道統存續之上。（17）對此筆者不敢置喙，惟年代可接續且編纂材料來源趨同的楚竹書與《荀子》書在思想上的承繼關係確實是不能否認的。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二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臣道觀念的認同與繼承。上文以禪讓學說為例，涉及到了《荀子》書對楚竹書的批評。當然，《荀子》書對楚竹書的思想也有認同的層面。如表四所示，楚竹書與《荀子》均論及有關臣道思想。《荀子·宥坐》有“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該篇以比干、關龍逢及伍子胥為例，強調“遇時”，即便是如比干之“知”、關龍逢之“忠”、伍子胥之“諫”也需要“遇時”，這顯示出了與郭店簡《窮達以時》以伍子胥為例所論“遇與不遇，天也”一脈相承的思想聯繫。

而且，《荀子》書在此思想上又更進一步，更多地強調了人臣所應具有的諫、爭、輔、拂的品質，並將之分為“大忠者”“次忠者”，“下忠者”三個層級。站在有益於國家社稷的立場之上，對於諫言“不用則死”“強君撟君”“抗君之命”的行為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頌揚，肯定了強諫者在“尊君安國”中的重要作用。當然，《荀子》也對強諫者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希望他們通過個人的道德品行“覆君”“調君”來達到良好的政治效果。對於遭到“後戮死”的伍子胥，評價為“下忠”，則更多的是強調其道德品行和政治行為的失策，這就不是簡單的“遇時”與否所能涵蓋的了。

表四：楚竹書與《荀子》有關臣道思想舉例

可以看出，《荀子》書之于楚竹書在思想層面的交集，不僅有批判與接受，而且還有進一步的思考，可以很好地看出戰國晚期儒家思想的揚棄性。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三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對禮論的總結與發展。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上博簡《天子建州》甲、乙篇，從其內容和篇章結構分析，屬“禮家雜記”。學界一般認為《大戴禮記·禮三本》與《荀子·禮論》存在着密切的聯繫，而《天子建州》“凡天子七世，邦君五世，大夫三世，士二世”，（18）則恰可與以上兩種文獻合觀。其中，七世、五世等即言廟制。廟制源于宗法制度，並與之相應的形成、確立和演變。根據學者研究，最初普遍和基本的是五廟制，且並無諸侯、天子的等差。商周之際廟制接近完成，正式立制或在周初。東周時期廟制隨宗法瓦解亦有紊亂。（19）作為政治思想體現的楚竹書與《荀子》書的七廟制則強調等級性，這與“禮三本”所強調的“貴始”：“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及“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等都統一在《荀子》書所論證的“禮”上。“禮”是《荀子》書中最推重的概念，不僅在政治、法律層面，而且在哲學、文化及日常生活層面，荀子都做出了創造性的闡釋。（20）《天子建州》這樣一篇以闡述“禮制”為主的簡文，在第一章與《荀子》有關“禮三本”論述的聯繫，似可看出《荀子》書對包括楚竹書篇章在內的當時流傳的“禮”類文獻的總結性嘗試，不僅部分說明了《荀子》論“禮”思想的學術淵源，也在側面論證了《荀子》“禮”論的可行性。

表五：楚竹書與《荀子》論禮思想舉例

四、小結

作為與楚竹書成書時代下限最為接近的《荀子》三十二篇，二者在編纂材料來源、思想傳流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聯繫。通過學術層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後起的《荀子》著作或參考了部分楚竹書文獻的內容，也許二者存在相同的材料來源。而通過思想層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書直接針對楚竹書有關思想的批判、繼承和進一步發展，甚至有對前者的總結性嘗試等內容。這反過來似可以說明楚竹書的某些篇章的確曾作為《荀子》書編纂的材料來源。

在學術層面，我們用之與《荀子》比勘的楚竹書篇章涵蓋“詩”“書”“世”“史”“語”“子”等多類文獻。這種史料複現的情況確實證明了“諸子百家以三代學術作為他們的共同資源，彼此之間的思想難免有所重疊”。而在思想層面的對照，我們可以明晰的看出，帶有儒家性質的郭店簡《唐虞之道》《窮達以時》，上博簡《子羔》《天子建州》等篇與儒家經典《荀子》間，在政治思想的“禪讓”“臣道”及“禮治”等諸多層面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在“學術”與“思想”諸多層面緊密聯繫的實例，恰恰說明了漢人以“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的正當性，在今後的研究中，這個標準確實應該是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線索。

以上是筆者以楚竹書與《荀子》書中互現的古史人物為切入點，對有關學術傳流層面及編纂材料來源、思想揚棄層面所作的簡單嘗試，其中難免有管窺蠡測、挂一漏萬之處，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附注：

（1）曹峰：《價值與局限：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第74-7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

（2）楊博：《楚簡帛史學價值淺議》，《中原文化研究》年第1期。

（3）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中國哲學編輯部，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第13-17頁，遼寧教育出版社年。

（4）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文物》年第6期。

（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第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6）沈長雲：《荀子故里考辨》，《邯鄲學院學報》年第3期。

（7）近代以來，即有錢穆認為其生卒年約為公元前-年，參見《先秦諸子系年》第頁，九州出版社年。陳登元認為荀子生卒年約為公元前-年，參見《荀子哲學》第8-32頁，上海書店出版社年。胡適認為荀子生年為公元前-年間，卒於公元前年左右，參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郭志坤則定之為公元前-年，參見《荀學論稿》第1-15頁，上海三聯書店年。游國恩認為在公元前-年，參見《荀卿考》，收入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四冊）第61-66頁，海南出版社年。梁啟超認為其生卒年為公元前-年，參見《荀卿及〈荀子〉》，收入《古史辨》（第四冊）第67-74頁；等等。

（8）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第66頁，天津教育出版社年。

（9）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頁，中西書局年。

（10）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頁，中西書局年。

（11）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12）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頁，中西書局年。

（13）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收入《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第3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年。

（14）李存山：《讀楚簡〈忠信之道〉及其他》，《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第頁。

（15）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頁，文物出版社年。

（16）王博：《關於〈唐虞之道〉的幾個問題》，《中國哲學史》年第2期。

（17）如梁濤先生即曾論清華簡《保訓》的“中”道源於宗教性的禮儀活動，是禮學的重要範疇。這一“中”的傳統為荀子所主要繼承。參見《清華簡〈保訓〉與儒家道統說——兼論荀子在道統中的地位問題》，《邯鄲學院學報》年第1期。

（18）曹錦炎：《〈天子建州〉（甲本、乙本）釋文考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19）王貴民：《商周廟制新考》，《文史》（第45輯）第25-36頁，中華書局年。

（20）惠吉興：《荀子禮論研究》，《河北學刊》年第4期。

附識：本文經崔存明教授審閱並提出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楊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论楚竹书与〈荀子〉思想的互摄》，《出土文献》（第五辑），中西书局，年10月。感谢杨博博士授权“学衡”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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