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荀子三晋人，在楚国为官，其弟子会有法家，不足怪，三晋盛行法家，李斯亦楚人，与之近，故从师荀子乎？谓荀子培养出法家，岂不诬哉！曾子学生且有吴起为兵家者，子夏之徒李悝为法家，有禽滑釐为墨家，又有书曰墨子受孔子之术，异端之或出儒门，则亦咎孔子乎？又有学者考曰庄子亦出于儒，商鞅也曾学于儒者，好比一个教授，有大批学生听讲，学生中会有一些另类，但不代表这个学生是这个教授培养出来的。并非这个学生是这个教授培养出来的。就如熊十力亦曾学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然而熊十力归儒，宗尚理学。岂谓欧阳竟无培养出新儒家？欧阳竟无是反理学的。人之志尚不同，非由师之培养也。程子大贤，其弟子亦有流于异端者。朱子还有弟子指责他谤佛。师徒之异，自古而有之。荀子虽然没有明确反对法家，但对一些法家人物，理论有所批判。荀子《解蔽》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这两个都是著名法家人物。荀子批判法家尚法不尚贤。荀子《非十二子》亦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批判家媚上从俗，以察为明。还有对法家权术的反驳：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荀子主张君主当光明正大，反对法家阴秘之术。荀子被人误解歪曲太深，以致让人认为他是法家。其实荀子是批判法家的。就如王充反驳过韩非，也被文革歪曲为法家。法家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都被荀子批判了。像王船山那样严厉批判商鞅，申韩法家的人都被文革歪曲为法家，何况其他！其实这三个人非常尊儒。或曰：荀子之徒，若韩非、李斯辈，其志趣卑下，其人可羞，其材则可驱策以就用。以荀子之学，荀子之才，使稍屈志，节趋功名之会，指挥非、斯辈及当世之才士而用之，混一天下，如反掌耳，乃独守孔子之道，抱其遗经以老死，可不谓豪杰之士乎哉！孔子有句话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况当战国群鹜功利之世，荀子固难移韩李之性也。当时是战国晚期，风俗更加败坏，人心更趋功利，异端更盛，比孟子时代更多，然而荀子犹坚守仁义之道，荀子之难，难于孟子矣，而距百家之偏，尊儒家之道，陈大儒之效，明仁义之功，尊王贱霸，严儒墨之别，荀子守道卫道之功不岂在孟子下？荀子下遇暴秦，荀子有很大的时代压力。七雄都崇纵横兵法，以儒为迂阔无用。荀子几个弟子都质疑他。荀子最后一篇尧问是荀子后学写的，这么说：孙卿迫于乱世，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看荀子后面文章也是对时代颇有忧虑愤慨：“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见谓从横。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后更作歌叹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帛，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又感叹“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异端横行，“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韩非看到这种黑暗的社会，就不相信仁义了，而崇尚势力，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又曰：“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又曰：“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而以法术势为学，固然也。看阴暗面太多，不相信人，而提倡严刑峻法以制之，此其所以偏激惨刻也。荀子则坚守仁义之道，崇尚仁义之兵，寄望圣王之治，恶当世，而犹望后世也，主张光明正大，反对阴秘权诈。荀子儒学根基深，所以能保持自己吧。荀子生活在一个大乱之世，黑白颠倒，非常势力，他为了矫正时代，对应时代，自然难免有些偏疵，后儒也不能理解荀子。这些偏疵其实在荀子是权宜之计，他始终还是以仁义为本，以王道为尚。荀子其实有些地方比孟子更儒家，他连篇甚至几次重复地地谈王道，言仁义礼义，就是怕人们误解轻视。荀子讲得更细密，各种对比比喻。荀子详于礼乐，孟子虽言礼，而言之略，故荀子批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礼乐，是儒学之制用。安上治下，莫甚于礼，化民成俗，莫甚于乐，儒者当习之。荀子看孟子高谈仁义王道，却疏于礼乐制度，说得再好，怎么让人相信？怎么实用于世？大体对了，节目不上不明。杀诗书而隆礼乐，是荀子对孟子的矫偏。孟子学问不全，故疏于礼乐，亦其高蹈之性格，不重于此。没有荀子的矫偏，礼乐之学不传，儒学虽能延续，也只是处于边缘，如何能在汉代成为主流？或曰：不信本性之善，不能自明自立，纵有贤师良友，未必就能“身日进于仁义”，李斯韩非就是最好的说明。荀子引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东海补充一句：不知其师视其弟子。不知荀子有知，何以答我。吾曰：孔子弟子且有不尽善者，尧舜生不肖之子。孔子不满季氏，弟子则有仕于季氏者，且为季氏敛财，气得孔子大骂。曾子也有个不孝不仁的弟子吴起，难道也要怀疑曾子的人品？孙中山的继承人汪精卫还当了汉奸，难道要怀疑孙中山人品？明末三大儒子侄有仕清者，岂可疑三大儒之节？议兵篇载荀子斥李斯索末而不知本，为世之所以乱者，固已不看好李斯，辞荀而事秦，师徒岂尚有恩哉？知李斯崇功利，必罹不测之祸，有先见之明。夫李斯，同学同道如韩非尚可负，而况师乎？韩非，李斯登堂听讲之学生而已，岂荀子入室之弟子哉？入室之弟子，传学者也。荀子传《诗》于毛亨、浮丘伯，传礼于陆贾，传《春秋》于张苍，此皆荀子入室之弟子也，而世俗忽之。浮丘伯教有弟子汉高祖弟弟楚元王交，汉之贤王，申公，汉初名儒也，张苍、陆贾佐汉高祖，孝文帝定治天下，为汉代儒学复兴之先驱。荀子再传弟子贾谊，亦汉之杰儒也，荀子后学出众者如此之多，而史略之矣。荀学的强大在于他的天人论，这是先秦最积极的思想。谭嗣同也说至其论天人之际，多发前人所未发，岂得非之？荀子天论破除人对天的迷信，让人清楚人与天地的位置，尽人而勿任天，亦勿怨天：“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或曰荀子虽然理性，却把天物质化了，荀子不敬天，乃曰“制天论而用之”，然裁成天地之道，易经言之，荀子明天人之分，亦非天人对立。脱离天地也。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是荀子未尝不知敬天。《王制》曰：“天地者，生之始也。”荀子又曰：“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此天之超越性，荀子亦未尝不言，而非西方之唯物也。荀子曰：“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荀子的思想精髓还在天生人成论，荀子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天为万物之本，然用物成物者在人，天人不二，莫不源于天，然亦有分，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各安其职，不逆天，而亦不任天，乃为中道。一些人看到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则惊骇之，以为天命可制乎？余以为制非控制，乃裁制，利用其规律，如《尚书》曰：“天工，人其代之。”岂以人代天耶？《易经》曰：“裁成天地之道”，岂以人成天地耶？不以辞害义。荀子思想，欲人与天地参，非胜天也。荀子《天论》前曰：“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不为而成，天也，人能之乎？天无为，人不可无为也，不同人于天，不与天争职，这才是关键。异端妄同人于天，而废人能矣。尽人之治，而可参天地。《天论》曰：“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此言亦不可忽略，天人分矣，而非隔绝也。如我与父母分矣，父母有父母之工作，我有我之工作，然我与父母之关系，不可分也。明天人之分，又让人法天所宜法。不能断章取义，荀子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对那些一唯顺从天命者而发，《尚书》曰：“天作孽，犹可违。”天降灾祸，犹然顺之耶？人者，天之子也，天地之心也，非天地之奴仆也，基督教以人为神之仆，人无其尊，人有原罪，事事求神，洪水之爆发，则曰上帝发怒惩罚人类也，游牧民族横扫欧洲，则曰上帝之鞭也，归于天命，而不自尽其能，从其教者，靡不衰弱矣。儒家则不然，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与民同患，禹治洪水而安民生，汉驱匈奴而卫华夏，船山曰：“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华夏所以屹立至今也。制天命而用之则相反，是非常积极的，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这是科技发展的原因，近代科技发展之迅速，是荀子用天思想最好的证明，可惜荀学被贬，后儒没有继承好荀子的用天思想，而近代科学不能出现在中国。荀子《劝学》一句言之甚好：“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又曰：“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智慧，化物理物成物，科学必发达矣。吾故曰荀学的强大在于他的天人论，这方面思想，先秦诸子皆未有之，后世学者亦难见之。后世学者，如荀子思想如此积极者，吾服膺船山。船山《思问录》曰：“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万物。”“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万物而不见其迹。”《周易外传》曰：“圣人赖天地以大，天地赖圣人以贞。择而肖之，合之而无间，圣人所以贞天地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曰：“天与人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天与之正气，必竭而后强以贞焉。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裁之于天下，正之于己，虽乱而不与俱流。立之于己，施之于天下，则凶人戢其暴，诈人敛其奸，顽人砭其愚，即欲乱天下而天下犹不乱也。功被于天下，而阴施其裁成之德于匪人，则权之可乘，势之可为，虽窜之流之，不避怨也。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道家墨家一味法天，人无独立性，无自强精神，法家于天人少有论之，韩非吸收道家天人思想，却以天为人君南面之术，非吾人类公用之道矣。韩非《扬权》曰：“主上不神，下将有因。神者，隐而莫测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测，则可因，故曰下将有因也。其事不当，下考其常。主事不当，则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较其非。若天若地，是谓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测者也。”使人君法天。如天地之高深莫测。韩非《八经》又曰：“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此阴秘之术。君子不道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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