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hegemon）或霸道（hegemony）是描述最高层次国际主导权的概念。冷战后，美国学者为了表示美国的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都不一样，发明了“仁慈的霸权”（benevolenthegemon）这一概念，但他们没意识到霸权并非最高层次的国际主导权。

与西方的政治概念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做过性质上的分类，且认为“霸道”并非是最好原则。《管子》一书将主导权分为皇、帝、王、霸四个层次，“霸”的层次最低。荀子将主导权分为王、霸、强三类，并认为“霸权”好于“强权”，但不如“王权”（humaneauthority）。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王道价值观为崛起的中国提供了能够超越美国霸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据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是有可能建立起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的。

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有关于王道和霸道两者区别的讨论。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含义是：假借仁慈的名义，实际上靠实力维护主导权的原则是霸道，因此霸权国一定是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依靠道义实行仁政的才是王道，因此王权国不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孟子有关霸道是虚假的道义和王道不需要以强大物质实力为基础的观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思想，与当时的诸侯政治和现代国际政治的现实都有较大脱节。与孟子相比，荀子对王权和霸权的区别的认识更符合客观世界。

孟子

荀子

荀子认为，王权国与霸权国的区别不是实力上的差别，而是在道义水平上有高低之分。荀子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意为王权国是讲道义的，而霸权国达不到讲王权的道义水平，只能达到有战略诚信的水平。

荀子认为霸权的诚信体现为，“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结约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这是说，霸权国所承诺的惩罚与奖赏条例有国际信誉，它们缔结条约后不会因为条约于己不利而欺骗盟友。

荀子还认为，霸权国要“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悦）之矣”。这是说，霸权国要帮助被灭亡的国家复国，为弱国提供安全保障，威慑残暴的国家打消兼并他国的想法，这可能使其他诸侯国对其亲近。霸权国采取化敌为友的方法，礼貌地接待其他诸侯国，因此诸侯国才会对霸权国感到满意。

依据荀子的标准，美国连霸权的标准都达不到，而是一个处于强权与霸权之间的国家。美国年帮助被伊拉克吞并的科威特复国，这符合荀子的霸道。但是，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使其国际诚信度不高，这就不符合荀子的霸道。

例如，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印度和朝鲜都违反了核不扩散规范，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而制裁朝鲜核计划；在民主选举问题上，印度和伊朗都采取了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但美国承认印度为民主国家而不承认伊朗；巴林和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都缺乏民主，但美国认同巴林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而支持埃及的群众运动。现今美国霸权是低水平的霸道，即双重标准的霸道，而并非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仁慈的霸权”。

荀子认为，王道与霸道不同，王权国是“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这是说，王权国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因此所有国家都与它亲近友好；它也是最讲道义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尊重它的地位；它还是最有威力的，因此没有国家敢与它敌对。

荀子的王权观对于崛起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要在崛起过程中争取到广泛的国际支持，需要向世界提供一种在道义上超越美国霸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对绝大多数国家有吸引力，能被它们主动尊崇和信奉。与此同时，中国要积极践行这种价值观，这样才能使多数国家拥护中国的崛起。

年习近平提出的“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已经显现出中国有超越美国价值观的可能性。他在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时提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个共赢的理念既反对美国只想单方获益的霸权行为，也指导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要效仿美国，要考虑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之间的平衡。

王道思想的核心是“仁”和“义”。这里的“仁”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平”，“义”则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正义”。在接见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Jeremic）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将一如既往加强同联合国合作，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这与中国王道思想中的核心要素“仁”和“义”相似。

本文摘自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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