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研究与检讨

——从朱陆异解到《性自命出》“实性者故也”

作者简介丨丁四新，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原文载丨《现代哲学》，年第3期。

摘要：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1)从朱陆异解到近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分为两系，一系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持肯定态度，朱子、焦循、俞樾、杨伯峻等属于此系；另一系认为孟子对于此三句持否定的态度，陆象山、毛奇龄、徐复观、裘锡圭等属于此系。两派学者对于《孟子》此章的解释大殊。(2)竹书《性情论》(即《性自命出》)的公布，引发了对于《孟子》此章含义的重新探讨。裘锡圭等认为援引竹书来解释《孟子》此章是有效的，但可能未必如此。竹书“室性者故也”之“室”，应当读为“实”；“故”在竹书中是一个褒义词，指有为或有目的的活动，具体指诗、书、礼乐“三术”，而非诈故、巧故之义。(3)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持肯定态度；“肯定系”的解释是可取的。朱子等人的解释带有时代特征，也未必尽是。“故”当训为“本故”“本然”，“利”当训为“顺利”。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之言性，不过是以其本故来谈论其善恶罢了；若以性之本故谈论其善恶，那么在思考、判断其善恶问题上即应当以顺利其性为根本原则。

关键词：孟子；天下之言性也；《性自命出》

一、问题的提出

《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训解的一章。是章曰：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对于此章，自宋代以来学者大起争议，训解即多有不同。朱子曾与门人反复答问此章之意，陆九渊云此章“人多不明其首尾文义”，而焦循《正义》则汇集了多种训解1。傅斯年曾说他读不懂此章，徐复观则断然认为“从来的注释家，都注释得很牵强”2。可见《孟子》此章难解，乃不争的事实。自上博竹书《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整理、出版后，《孟子》此章应当如何训解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学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文章。不过，在笔者看来，当前的研究不但未使旧的争讼平息，反倒平添了新的争端。

在拜读相关论著后，笔者认为颇有必要再梳理和检讨《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古今注疏及今人的相关训解。大致说来，古人的注解可分为三类，一类从赵岐到二程、朱子，一类为陆九渊，一类为清人。清人的风气自由，意见多样，批评前人及彼此间展开批评，乃常见现象。今人有关论著则集中在楚竹书《性情论》(《性自命出》)出版以后，学者对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及竹书“实性者故也”发表了诸多意见。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其中没有一种说解或观点是足够令人信服的。

归纳起来，如下学术问题仍有待讨论：第一，梳理和辨析朱陆对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训解和观点；第二，重新讨论《性自命出》“室性者故也”，并由此检讨当代学者对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新解释；第三，探讨《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本意，并平议朱陆训解之是非。就探讨“天下之言性也”章的本意来说，如下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其一，孟子对“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其二，章中的前两个“故”字是何义?后一个“故”字与前两个“故”字是否同义?其三，孟子对于“利”字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本章“利”字应当如何训解?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孟子》此章的本意。本文将着重结合竹书《性自命出》(《性情论》)篇重新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

二、从朱陆异解到今人的解释

(一)朱陆异解

从东汉至宋代，对于《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的解释，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为赵岐、程伊川和朱子，以朱子为代表；一派为孙奭和陆九渊，以陆九渊为代表。这两派的解释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对于《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是两派解释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对于“故”字和“利”字的训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孟子》此章大意的理解。

朱子的训解是继承赵岐和程子而再作变化的结果。赵岐《注》见于《十三经注疏》本3，伊川的训解主要见于《孟子精义》4，朱子的训解见于《孟子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卷57、卷。大致说来，三者的训解是这样的：首先，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三者都认为孟子持肯定态度。这点非常重要，它奠定了整章解释的基调。其次，三者都以《孟子》此章的主旨在于“皆为智而发”，不过有轻重的不同：赵氏说得轻，程子说得重，朱子则更加锱铢。再次，对于“故”字，赵氏训为“故常”，伊川训为“已然之迹”，朱子在“已然之迹”的基础上又训为性情之“情”和“有所以然之意”，他们的训解虽出自同一脉络，但在不断变异。至于晚年，朱子将本章的解释直接笼罩在性情论的理论背景下。最后，对“则”与“利”的训释，三者有异有同：赵氏训“则”为“不过是”，“利”字训为“循顺”；程子认为“则”是语助词，训“利”为“顺”，又训为“利益”；朱子则训“则”为“即”(“不过是”)，训“利”为“顺”，大体上放弃了“利益”一义。从训诂变化看三者对文义和章义解释的变化，《孟子》此章的解释在不断深入理学的思想背景之中。反过来看，理学化的解释可以说改变了《孟子》此章某些关键字的训诂。

对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陆象山的解释与赵岐、伊川和朱子的训解大异。据《象山语录上》6，对于此章，象山大起异议，推翻故训，别出新解。其一，他训“故”为“故旧”和“陈迹”。他崇尚日新、生生之道。其二，他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持否定态度，即不同意所谓“以故言性”的观点。在此，他训“则”为“大抵”“不过”，训“利”为“利害”之“利”。其三，他将孟子“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两句作反诘句来读。这是一个崭新的读法，可惜未必正确。其四，对本章的宗旨，他不像程朱那样强调“此章专为智而发”，而是强调所谓“新故孰为知性之本”7。

(二)清人的训解：毛奇龄、焦循和俞樾

在清代，毛奇龄、焦循和俞樾的相关训解比较重要。据《孟子正义》卷17引毛奇龄《四书賸言补》8，毛氏训“则故而已矣”之“故”为“智故”，与赵、朱、陆之训不同。不过，毛氏的训解是错误的，不合《孟子》文意和孟子思想。焦循的训解见于《孟子正义》卷。他训“故”字为“事”“往事”“已往之事”或“故迹”，同时兼训“故常”之义。对于“利”字，焦循有多种训解，但以“顺利”为主。总体上看，焦氏是这样解释的：将《易传》所说天道变化及其已往之事迹作为人性之本，在“故事”之中能知其变化和知其利则知人性之善，不通、不察、不明其故和不知其利则不知人性之善，由此诸子或言性恶，或言性善恶混，或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这种解释以易理为统帅，比较迂阔，应该说离孟子本意较远。比较起来，程朱的解释似乎更贴近孟子本意。俞樾的训解见《群经平议》卷33“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条按语，今引述如下：

《荀子·性恶篇》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杨《注》曰：“故，犹本也。言礼义生于圣人矫伪抑制，非本生于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则人性本有礼义，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犹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与荀子之语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盖以证人性之恶。乃自孟子言之，则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爵禄盈而忠衰，非其故也，无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为本。”言顺其故而求之，则自得其本也。孟子论性大旨其见于此。10

首先，俞樾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持肯定态度。其次，他训“故”为“本”或“本然”，与赵岐训“故常”相通。林桂榛从俞樾说，云：“《孟子》此章的‘故’系‘原本’义。”11其实，在此之前，程伊川即训为“本如是者也”，与俞樾的训解相同。需要指出，从语法功能来说，《荀子·性恶》“非故生于人之性也”之“故”字为副词，而《孟子》“则故而已矣”之“故”字为名词，后者是“本故”“原故”“本然”“本如是者”之义。再次，俞樾训“利”为“顺”，这是传统注疏的解释，赵岐、伊川和朱子都作此训。最后，俞樾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是这样解释的：天下之言性，但言其本然而已矣，顺其本然则得性善之旨。应该说，俞樾的解释不但贴近孟子的思想，而且能与传统注疏相贯通。

(三)今人的解释

在郭店简出版以前，对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训解值得注意的当代学者有黄彰健、徐复观和杨伯峻三位先生。黄、徐二氏的训解大抵同于陆象山12，今不赘述；而杨伯峻的解释则属于朱子一系。杨氏的训解见于《孟子译注》一书。此书初版于年，发行量巨大，影响甚广13。杨氏的翻译如下：

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设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也。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14

在此，杨伯峻首先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持肯定态度。进而，他认为三个“故”字同义，训“故”为“所以然”，训“利”为“顺”。“故”训为“所以然”，这即是“原故”“本故”的引申。总体上看，他的解释是通达的，但整体上受到现代语境的明显影响。如“苟求其故”，赵岐释为“苟求其故常”，此“故常”之义与“所以然”有相当差距；而程朱解为“已然之迹”，则与杨训的差别更大。同样，他训“则故而已矣”为“只要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这是在故训的基础上跳转一步，在字面上与故训存在一定差距。对于“故者以利为本”一句，杨氏的翻译主要依从程朱意思，云：“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推求其故”的意思，即以循顺自然之理为基础。这与赵岐《注》存在一定的差距。赵《注》曰：“以言其故者以利为本耳。”赵氏以所顺者为“故”，“故者以利为本”即顺其故常之意。衡量这两种训解，赵岐《注》更素朴，似乎更接近于孟子本意。

三、《性自命出》“室性者故也”辨疑

竹书《性情论》(《性自命出》)释文的出版，引发学者对于《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首先从梁涛那里发轫，随后裘锡圭接过此话题，由此引起学者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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