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棨老师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但作为墨子故里的后人，又受任继愈先生的鼓励，跨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汇聚起来，结集成为《墨子思想研究论稿》（下文简称《论稿》）一书，集腋成裘，诚为可喜可贺。

《论稿》一书的序文是李维武教授写的，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在序文中，将朱先生的墨家思想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特别的评价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朱先生这部著作在当代广义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

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朱先生《论稿》一书的鲜明特色主要有三点，首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精髓。一方面，对于墨家学派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思维，以及为广大劳苦民众代言的价值倾向，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表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相统一的立场与方法。这一研究立场与方法，在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界尤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因为当前狭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要么是以引用现代西方哲学如解释学、现象学方法为创新，要么是在“以中释中”，以追求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为理由，复述古人思想，或者将古人思想拔高，神化古人的思想，以应对或解决当代社会问题。这两种流行的倾向，虽各有其胜场，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创新与发展的旗帜之下，实际上是按照研究者自己的喜好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与科学精神。而朱先生的这部《论稿》则给我们重新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启迪（虽然一些具体的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在书中朱先生反复说道：墨家学说从整体上看，“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素朴的辩证法”。这种古典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社会历史观中就表现为重视和强调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性，强调生产对社会政治稳定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朱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现代认识论与辩证法的高度，指出了墨家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他认为墨家学说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在于：“一是过分强调经验，把认识局限于闻，否则就不是实在，这就为通向不可知论留下了后路。二是，他有时又把人们的习惯心理，或传统成见、错觉当作实在的东西加以肯定，如关于以‘三表’论‘明鬼’的存在等，都是其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表现，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倒向了宗教唯心主义。”这种有肯定、有分析、有批评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态度与方法，是当前狭义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学人应当认真学习的科学态度与方法。笔者深表赞同并支持。

其次，对于墨家思想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给予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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