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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时代说，从中间拦腰斩断，先说隋唐以下，再说隋唐以上。隋唐的儒家不成气候，只有文中子王通、韩愈、李翱几个人。隋唐的哲学，在佛教。隋朝有个智者大师，叫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还有个杜顺，杜顺是陈朝出生的，活到唐朝，是华严宗初祖，禅宗的慧能，不是创始人，意义比创始人还大。慧能之后，禅宗开出了五家七宗：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慧南派和杨岐方会派。这是禅宗底下的分支。

整个佛教的分支呢，一般说八个字：台贤禅净、性相律密。台，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开创，贤，就是贤首宗，也叫华严宗，杜顺开创。禅是禅宗，慧能集大成。净是净土宗，净土宗本来不是一个宗，只是净土教，是佛教四万八千法门当中的一种，任何宗派只要念佛，都可以说用了净土的教法，后来渐渐演变成独立的宗派。净土宗的创始人虽然是东晋的庐山慧远，但真正起到重大意义的，是唐朝的善导大师，今天弘扬净土宗的人，都提善导大师，不太提庐山慧远。性相律密，性，是法性宗，法性宗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这里指狭义的，也叫三论宗。三轮宗是隋朝的吉藏创立的。相，是法相宗，也叫唯识宗、慈恩宗，唐朝玄奘创立的。律，是律宗，唐朝道宣创立的。密，是密宗，印度的密宗传入中国，也是在唐朝，叫胎藏界密法，是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的。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隋唐的佛教那么厉害，佛教各宗、禅宗各派的中心人物几乎全部出在隋唐。

但是，到慧能出来之后呢，佛教其他各宗就慢慢不行了，佛教变成禅宗一支独大的局面。唐朝的佛教发达到什么程度呢。路边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婆，水平可能比后来一座寺庙的住持都高。当时有个德山宣鉴和尚，很有名，我们讲当头棒喝的棒，就是德山宣鉴发明的，喝是临济义玄发明的。不能叫发明，但是德山棒、临济喝，最有名。当时禅宗有南北之争，德山宣鉴在北方，他不服南方的佛教，要去挑战，到了南方，路上饿了，买点心吃，看见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太，就要买。老太太说，你是个和尚，讲什么经。德山宣鉴说《金刚经》。你讲《金刚经》，那我问你个问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你要点哪一个心？说不出来，我这点心，你就别想吃了。所以，唐朝为什么出那么多证悟的人呢，因为土壤摆在这里，氛围特别浓厚。

到了晚唐五代，就不太行了。晚唐战争比较多，藩镇割据，加上两税制之后，赋税越来越重，怎么办呢？出家当和尚，避税。杀人放火了，跑到寺院里，出家了，所以那时候的寺庙，也是鱼龙混杂。任何东西，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就会慢慢衰落，到了宋朝，佛教衰落，理学就起来了。

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很懂道教，把道教的东西借鉴过来，发展了一套解释世界的体系。之前的儒学，不会去琢磨一些理啊、气啊这些概念，不太涉及对宇宙万事万物的解释，到了宋儒，开始想要弄个框架，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个人都是大儒，此外还有邵雍，是个另类。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把周张二程的语录编辑起来，成为一本书，《近思录》。讲心性，讲人如何成为一个士君子，成为圣贤。理学就建立起来了。

到了南宋，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历史产生的一个很大影响，是把四书推到了五经前面。以前的人，都是认为五经最重要，到了朱熹，他做了《四书集注》，把四书的重要性排到了五经前面，后面的八百年，四书就成了最重要的经典，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和朱熹同时代的人，还有一个陆九渊。陆九渊和朱熹的争论，是理学最核心的争论。有一句话，叫“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是道问学，也就是说，朱熹花在格物上的功夫要多一些，冯友兰说，朱熹虽然嘴上讲格物，但他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比格物的时间多。我的理解和冯友兰有些出入，我觉得，读书也是格物，尤其是对于朱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

为什么呢？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有飞机高铁，出行很方便，还有手机网络，可以很容易知道天下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主要就活在老家，了解万事万物，主要得靠读书。而陆九渊呢，认为不用读太多书，他偏重“尊德性”，认为一个人只要道德好，有节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看陆九渊的语录，他的话都很大，很豪迈。有一天，陆九渊跟学生包敏道散步，突然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包敏道问他，老师你叹什么气，陆九渊说，朱元晦这种人啊，就像泰山乔岳。朱元晦就是朱熹，乔岳就是很高大的山岳，可惜他学不见道，枉费了不少精神，实在可惜！包敏道就说，不如大家各自写各自的书，历史会有定论。陆九渊一听，很严厉地说：敏道啊，你怎么这么不长进！难道天下有了朱元晦、陆子静就多了点儿什么！没有这俩人就少了点什么？

陆九渊对朱熹的反对，就让他成了心学的始祖。我们今天提心学总提王阳明。王阳明的流行，不是一件好事。王阳明受追捧的时代，基本上都是急功近利的时代，不肯踏踏实实做事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是王阳明的初衷，王阳明自己也读很多书，下过很多功夫格物。关于理学心学之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陆》一节讲得比较深刻。他说，攻击陆九渊、王阳明的人，要装成程朱的样子，攻击程朱的人，要装成陆王的样子。但装成程朱样子的人，又不像程朱那样多读书，所以，那些门户之争，声称是陆王门下的，不是真陆王，是伪陆王。声称是程朱门下的，却不是伪程朱，也是伪陆王。

到了明朝后期，学王阳明的人基本上不读书了。而且理学已经没有再往前发展的余地。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理学在这时候也可以说到了晚年。所以到了清朝，有一种对理学的反动，就是朴学。理学是宋学，朴学是汉学。理学朴学的争论，也可以叫汉宋之争。古人把学问分为辞章、义理、考据。宋学是研究义理的学问，考据当然也有，但不是特别重视。汉学，或者说朴学重视考据，认为考据是义理的基础。

为什么这样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理学内部，大家对一句话的理解，有明显的分歧，到底谁的解释对，莫衷一是。要解决莫衷一是的问题，就要搞清楚一个字、一个词本来是什么意思，所以，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种内在动力让它自然而然就转向朴学了。另外，外部的原因就是清朝满族人的高压统治和文字狱，你没有办法再高调地讨论义理，一谈论义理就会讲到正统，讲到中国夷狄的问题。所以只能转过身来搞搞考据。

清朝初年，有个朴学大家叫阎若璩，他最厉害的工作是考证出古文尚书是假的，写了《尚书古文疏证》。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早就有，朱熹、吴澄都怀疑过，但是别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到阎若璩，他找出很多铁证证明了古文尚书确实是伪造。

这个意义很大，就好比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圆周率并不是3.，而是3.16。当时轰动非常大。有个人叫毛奇龄，反对他。毛奇龄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反对朱熹，写过一本书叫《四书改错》，写这本书其实不完全是学术讨论，其实是想钻空子，靠批驳朱熹来暴得大名。但后来，发现朱熹在孔庙的位置发生变动了，原来在东庑，现在升到了大成殿十哲，毛奇龄发现统治者是尊崇朱熹的，吓坏了，不敢跟皇上对着干。当时他的书刚刚印出来，为了毁灭证据，把印书的木板都烧掉了。等到阎若璩写《尚书古文疏证》的时候，名声也非常大，毛奇龄就跳出来反对他。

当时学者著一本书的时间都非常长，往往是写好先给同行看，同行提提意见，再慢慢修改，修改好了，再出书。就好比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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