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的韩愈，在走向帝国殿堂的一路上，十分辛苦。参加大唐帝国的科举，按规定先要考入后备名单，获取资格后才能投考正式名单，进而受到朝廷任用。韩愈考了三次才进入后备名单；随后又考了三次，最终也没考进正式名单。后来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做了官，又见不得百姓穷苦、世道衰弱，屡屡上谏，次次遭贬。良心和遭遇的冲撞，酝酿出韩愈激愤的性格。在给好友柳宗元的一封信中，韩愈援引“天人感应”说，认为世道现实看起来是“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但实际上，残害百姓、作恶多端的人日日夜夜都在违背天意，破坏天地间的“元气”。所以，与这些祸害“元气”的人作斗争，会得到上天庇佑和奖励。

柳宗元收到信后，对韩愈提到的“元气”很感兴趣。他敏锐地觉察到，汉代思想家杨雄早就讲过元气的问题，但只不过是用这个概念指称化育天地万物的各种自然因素罢了，并没有赋予其内在的伦理意义，也不认“元气”有自己的秩序目的。韩愈对元气的理解，却隐约有这方面的意思。

柳宗元对此有些吃惊。因为破除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唐已经有所共识。韩愈在自己许多作品中，实际上也流露出对其怀疑和不满。柳宗元当然明白，韩愈如此这般说法，本意是借元气的观念来批判社会人事。但是，拿一个已经饱受质疑的哲学观念去批判朽败不堪的现实，学理上恐怕也站不住脚。严肃认真的柳宗元于是以杨雄、王充元气论思想为本，《天说》，作为答复。文章一开篇，柳宗元就表示：韩公您老这么说，怕只是出于一时激愤而已吧？

柳宗元认为，相比较韩愈来信强调的“天人感应”，荀子在先秦时就已提出的“明与天人之分”，才符合自然与社会互不相干的实情。因此，虽然敬修人事十分必要，天下太平也值得向往，但它们都不源自“天意”。柳宗元的这些想法，被概括为“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正经规矩的答复，当然再次确认了“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古世界的破产。但他的“天人不相预”思想在隔离自然与社会人事的同时，也遗留下一个问题：自然和社会如果不相干，那么社会人事的领域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良善标准，随便怎样都行？难道对朽败社会人事的批判，连个观念基础都找不到吗？

两人共同的好友刘禹锡洞察到柳宗元的漏洞，于是也加入讨论，为此撰写了一组论文，合为《天论》。文章确认自然与社会互不隶属、独立分割的观点，但也补充说，自然有自然的伟大，社会有社会的卓越。“天”繁衍万物，降下风霜雨雪，创设山川湖泊，给一些生灵以力气，给另一些生灵以智慧，这是“天之胜”。但“人”在社会人事的领域内，通过效法贤圣，依凭正道，缔造盛世良政，使世间的生活礼仪昭彰、秩序井然，这却是“人之胜”。刘禹锡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天人交相胜”。社会人事的领域，也有自己的良善秩序标准。

一位与刘禹锡交往密切的禅师，注意到这场吸引了三位当世文豪的争论。他觉得这场争论的思想质量不高，缺乏世界观依据，于是决定出手。禅师叫圭峰宗密，是惠能禅所传荷泽宗一系的高僧，也是佛教中国化八大派系之一、唐代华严宗的最后一代传人。宗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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