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华

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五个认识误趋”

太炎先生乃吾国近代之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又是一代革命伟人，其学术思想与革命行谊，于吾国近代历史影响甚巨，且迄今未替。是以，太炎先生之学，学界称之曰“章学”。“章学”乃吾国之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独有之成就，有若浩瀚之太平洋，广博而深邃。学界勠力于“章学”研究者，虽不乏人，然其真能得“章学”之三昧者，以吾观之，其实寥寥。八十年来，学界研究“章学”之成就，虽然云博，然其中误谬之辞，似是而非之论，舛互错驳，亦可云众矣。余小子虽才识浅陋，敢不一竭其诚，于“章学”研究中存在之问题，钩玄提要，庶有益于后之贤者。虽然，太炎先生之学，含藏万端，包罗众有，非愚钝若余小子者所能窥其一二，在此，亦仅就吾所熟悉之“思想”部分，略抒一己之见而已。

学界关于太炎思想之误读，其最要者，概括说来，约有五端：

一

其一，认为戊戌时期太炎先生追随康梁，鼓吹变法，其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乃南海之翻版焉。其说甚谬！盖太炎之于南海，为学之道不同，一古文，一今文，“论及学术，辄如冰炭”，发而为政，也表现出明显的“二水分流”之特色。南海从其今文经学出发，托古改制，大张“通三统”“张三世”之义，且与西方“进化论”学说相结合，以明“三世进化”之旨。南海此一思想旨趣，乃黑格尔、斯宾塞氏“历史进步主义”之翻版，实启吾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之先河。是以，发而为政，南海主张“尽革旧俗，一意维新”，毫不容情地斩断同传统之联系，一以西方为依归，将“设议院”“兴民权”“致宪政”确立为维新派的当下政治奋斗目标。南海忽视“空间”因素的作用，只在“时间”的轴线上审视中西文明之差异，将“中西之别”等同于“古今之异”。而太炎则不然。与南海“激进主义”思想体系相较，太炎思想则表现出明显的“温和主义”的特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而南海则可谓是一个“思想的革命者”。学界以南海倚清廷而变法，遂定论其为“改良主义思想家”，实为肤廓之论。太炎曾云：“少时治经，不忘经国，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荀韩之学，尤其是“荀学”构成了太炎思想之浓厚底色。这与南海等维新派主流“尊孟抑荀”，推崇孟子理想主义心学思想体系的做法，迥异其趣。是以，当维新派主流“元气淋漓”地掀起“排荀”运动时，太炎却奋起而为荀子辩护，且尊荀卿为“后圣”，奉之为“先师”。戊戌时期维新派内部的孟荀之争，实表现的是康章之争。太炎在戊戌时期虽然列名维新派，且为之付出遭受清廷通缉的代价，其实，从其思想意旨来看，太炎并不入维新派之主流，只可视为维新派之支流而存在。太炎思想一开始由于同荀子渊源甚深，是以，其思维程式亦一如荀子，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太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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