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把“听天由命”当作人生信条者完全相反，有人抱持这样一种信念，其核心主旨就四个字——“人定胜天”。

具体而言，就是否定命运的不可抗性，夸大“人”的力量，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方向正确、决心坚定并付诸行动，任何目标都能达到。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非荀子莫属。他劝说人们摒绝“慕天”的思想，而转为“敬己”的信念。

他说过这样一篇话：“与其盲目地尊天，仰慕天，为何不把天视为一种自然而予以征服呢？与其从天而歌颂上天的盛德，何不将其视作自然并予以征服，从而使之为人所用呢？与其坐待时机的到来，何不创造机会来役使这种自然物呢？……总之，若罔顾‘人’的力量而一味地思慕天命、敬畏自然，则会丧失万物的情性。”（《荀子·天论》）

荀子这一想法的产生与当时的现实背景有关。

在殷周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极其有限，对于很多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便将其一律归结为“天志”。

此时的人们所理解的“天”不是一个客观对象，而是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思维判断，甚至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它不仅决定天象变化，也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兴衰祸福。

所以，人在“天”面前是渺小的、弱势的、无能为力的，要改变个人命运、除恶避害，只能求诸天的庇佑。

荀子的第一个主张就是要人们认清：天不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存在，而是一种自然变化。

也就是说，荀子在一个人们普遍迷信的时代，提出并坚守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信条。

在《天论》篇中，荀子就对“祈雨”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

荀子认为，日蚀月蚀是自然现象，没有必要为之恐慌；旱涝也是自然现象，“祈祷”对于是否下雨不会产生影响，就好像时候到了，不祈祷也会下雨一样。借“卜筮”来预测大事、占卜吉凶更是无稽之谈。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起不到任何实质上的作用，它们存在的意义只是统治者借以文饰政事罢了。

另外，在荀子之前的人对“天命”的态度是敬之、顺之、慕之、畏之；荀子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制之、用之、使之、化之。这就说明，荀子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他坚定地相信，人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书写自己的命运；退一步讲，即使真有什么“天命”存在，也要通过人力来扭转它、勘正它、平伏它——这就是“戡天思想”的由来。

后世有学者提出，荀子的“戡天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时，正处在新兴的地主阶层与旧有的奴隶主争权的时期，而旧有的奴隶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宣扬“天命”，并称自己就是上天所选定的那个人，是“天命所佑”，这是他们安抚人心、威慑反对力量的思想武器。

地主阶层想要取而代之，就须先“缴”了他们这个“械”，而“戡天思想”就是专门针对这些“天命所归”者祭出的一件法宝。

荀子的理论站在思想发展的角度看有其进步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的观点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想法都带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人”和“天”视作对立的两方，把“命运”当成需要“征服”的对象——换言之，人是不能与命运“和平共处”的，要么臣服于它，要么打败、改造它。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至今很多人还是口口声声要“把命运踩在脚下”、“扼住命运的喉咙”——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如此极端呢？

可能是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我总觉得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命运”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事确实不是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扭转和操控的，对于这类情况，我们就心平气和地接受。

说白了，“命”不是别的，而是构成我们的一个部分，与“命”较劲，实际上也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有些人之所以活得“拧巴”、活得“累而无功”，就是他老是在试图“纠正”自己无力改变的东西。

因此有句话说：改变自己能改变的，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而准确分辨这两者，更是一种大智慧。

（本文系《天命与人为》连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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