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泰先生认为庄子之学深晦难明，一是由于司马迁作《史记》将老子、庄子合传，而《汉书·艺文志》又入庄子于道家，后世以此相沿袭，断定庄子乃属于道家，使得庄子之学半晦;二是由于“方技神仙家与诸子之道家混”加上统治者以《庄子》为《南华真经》，成玄英、褚伯秀等黄冠羽士视《庄子》为修真炼气之书，而庄子之学全晦。

钟泰先生认为的庄子

钟泰先生认为庄子乃儒家“观于《天下》篇至慨于内圣外王之道，冈而不明，郁而不发，而特叙六经于百家之上，乡望于邹鲁之士绍绅先生犹能明之，不难比类而得，然则庄子之为儒而非道，断断然矣。”“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颜子之学独契。”这种将庄子学脉追溯到孔子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先秦荀子。荀子讥讽庄子是鄙儒，滑稽乱俗，子夏之徒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即庄子是孔门后人。宋代苏轼在《东坡集·庄子祠堂记》中进一步提出“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其尊之也至矣。”韩愈和苏轼的说法影响巨大。

钟泰先生虽认为韩愈的说法因没有佐证而不足据，却认同苏轼的说法，比苏轼更进一步认为庄子绝无“挤孔子而不予之文”，而庄子对儒家的非难则为“细儒之伪”，有正本清源的含义。近代以来将庄子之学归于颜子之学的有章太炎、钱穆、郭沫若等人。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说:他(指颜回)很明显的富有避世的倾向，因而《庄子》书中关于他的资料也就特别多，全书计凡十见，人间世、天运、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各一，大宗师、让王二篇各二。这些资料在正统派的儒家眼里都被看成为“寓言”去了。其实庄子著书的条例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是“者艾之言”，要占百分之七十。

因之，不见于正统儒书的记载，我们是不好全部认为假托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论“心斋”、“坐忘”两节文章……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儒家之学，当然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回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孔子传颜回，颜回传庄子，又入道家了。”与钟泰先生同时的廖平在《庄子新解》中亦秉持着以儒解庄的立场，认为庄子和诸子百家一样源于六经，是六经枝叶。钟泰先生在先贤的基础上，以儒注庄，结集成《庄子发微》。

钟泰先生在《庄子发微序》中阐述庄子尊儒的思想时，提出几条论据，一是认为庄子称孔子为“孔子”“夫子”，而称老子为“老聆”，尊孔子之意甚重;二是庄子称述孔子之言有二十八条，称老子之言十四条，而且称述老子之言多数是与孔子相对;三是对于老子贬斥孔子之言，钟泰先生认为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这些贬斥之言无可厚非。而且钟泰先生引用《寓言篇》“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认为老子贬斥孔子，正可以看出“孔子之学化而日进”，孔子境界之大，不是老子可以相比的。因此，不能把庄子之意认为是贬儒尊老;四是在《田子方》中有一则寓言。

钟泰先生认为此丈夫就是指孔子。这一说法源自唐代成玄英《庄子疏》，宋代林自《庄子解》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庄子尊尚孔子的重要证据。

在《天下篇》“邹鲁之士，绍绅先生多能明之”的注解中，钟泰先生认为“言绍绅，著其类也，先百家而言之者，百家皆儒之支与流裔，儒本不在百家中也。”佐证司马迁和庄子一样认为绍绅先生不同于百家，而儒家列于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中的六家和《汉书·艺文志》中的九流，是在儒分为八之后的事情。

将庄子学脉追溯到孔子儒家一派，尚需解决的一个矛盾是儒家入世倾向和庄子超然物外的思想追求之间的矛盾。钟泰先生认为谓“庄子与佛氏同科”“以出世为宗，有仄离人世之意”的说法并不对。他举出《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的例子，认为庄子与出世之意趣不同。认为庄子本身就反对离世避俗，而“千岁仄世，去而上迁”，只是庄子“毫期倦勤”之喻。“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这样的话与孔子“用则行，舍则藏”，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以贯之，苑囿于儒家思想.

而《人间世》中，“颜回请见卫君”“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太子”三者，更是庄子深谙入世之道的证明。钟泰先生认为《人间世》以孔子、颜回问答开始，以楚《凤兮》之歌终，是悲叹孔子有道而不见用于世，这也是庄子自悼。由此可见，避世隐居非庄子本意。值得注意的是《人间世》中“治国去之，乱国就之”的注解。钟泰先生认为此句虽然表面上看和《论语》中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语义相反，但实际上庄子所言乃是“存身之智”，《论语》所言乃是救民之仁，意义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不能等量齐观。钟泰先生又引《孟子》“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认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天民之事，“治国去之，乱国就之”是大人之德。大人之事不能语下，所以孔子没有告诉他人，只告诉了颜回。钟泰先生认为此处可以补《论语》之缺，而非与《论语》悖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庄子并非消极避世之人，而是更注重养生存身之道，这与儒家救世之切的积极有为恰好互补。

钟泰先生心中的儒家

钟泰先生认为庄子倡导无为和儒家的有为并无矛盾。钟泰先生认为“无落吾事”为文中有隐义之处，可惜历代注释家未深入发掘。钟泰先生认为孔子称舜无为而治，而且天下有为者有不能行无为的，但是无为者都可以有为。这样钟泰先生就以位置的不同消解了有为无为的矛盾。

同时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矛盾是《庄子》一书中常见的贬孔非儒的言论。钟泰先生在《庄子发微》中对一些历来被视为贬孔非儒的段落进行了反驳。钟泰先生认为阅读《庄子》应该掌握两条原则，一是以意逆志，一是得意忘言。本着这两条原则去深绎庄子文理，就会合理解释那些表面看起来是贬低孔子非议儒家的段落文章。以意逆志，即推究庄子为文用心。

钟泰先生认为夫子以为孟浪之言并不是反对道家思想，而是和佛教“旋立旋扫”类似，是“不欲滞于迹”。瞿鹊子认为是“妙道之行”反而是胶执了。下文的“黄帝之所听荧也”钟泰先生认为也是扫迹之谈。以意逆志，这样就化解了儒庄矛盾。

钟泰先生认为因此读《庄子》不能仅仅看到字面意思，而应该深入挖掘《庄子》文本背后的含义，钟泰先生本着得意忘言的精神，对《庄子》全书中贬孔反儒的文本进行了疏解，指出它们隐藏着庄子的别致用意。如《大宗师》中:“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青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孔子称殷有三仁，箕子为其中之一，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很高，说他们是:“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庄子却对箕子、伯夷、叔齐三人的行为表示异议，并不符合儒家思想，是有悖于圣人的言论。

钟泰先生认为庄子的本意并非对箕子、伯夷、叔齐三人作出是非定评，而仅仅是举出三人为例子，阐发其保身全生之旨。钟泰先生认为不应该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应该得庄子大意，忘其具体的细枝末节。再如《天地》篇中“子贡遇汉阴丈人”的寓言中，此处子贡和孔子极力推尊汉阴丈人，是为了表混沌之德，申治身之要，此处屈抑孔子，只可以“得意忘言”释之。

结语

《庄子》一书中有多处提到“攘弃仁义”“灭绝礼乐”，钟泰先生一一进行了注释，认为庄子本意非为反对礼乐。另外还有《天运》篇中，师金讥讽孔子行“先王陈迹”无异于“推舟于陆”，钟泰认为，文章意在讥俗儒之泥古，“初非为孔子发也”。钟泰先生认为，孟子曾评价孔子“圣之时者”，况且《易》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语，孔子作《易》系辞，自然通晓通变之道。庄子以此编撰寓言非为贬斥孔子，因为据此段以为庄子之学和孔子迥然不同是“未为能知庄子者也”

钟泰先生自述“比附六经，亦兼采老子之说”使庄子“内圣外王”之道不终湮没于世。钟泰先生认为《庄子》一书“内圣外王”为其大义。清代林云铭《庄子总论》曾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大宗师》是讲内圣，《应皇帝》是讲外王。钟泰先生认为内七篇作为庄子自作，更是反复发明内圣外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