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石祥，年生，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

如所周知，版框尺寸是古籍版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不同版本多有行款、版框样式、鱼尾、书口相同者，这类情况在属于同一版本系统、尤其是具有直接原刻/翻刻关系的版本中尤为常见。因此，单靠以上几项，有时是难以区分版本异同的（在无法获观诸本原书或图像时，尤为困难）。这一现象不仅在缺乏现代图像技术的近代令研究者困扰，即便是图像与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也未能完全克服。[1]

然而有趣的是，即便是字体版式最惟妙惟肖的翻刻本，版框尺寸却也很少与原本一致。兹举一例为证：《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本，在明代曾多次刊刻，其中天顺六年程宗刻本、明正德七年刘乔刻本，版式均为每半叶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版框尺寸分别为19.8×12.8厘米、20.5×13厘米。[2]因此，将版框尺寸列入版本考察的观测范围，并在著录版本特征时记录版框尺寸的数据，就不失为区别版本的有力孔道之一；进而，随着版框数据的大量积累与记录，在遇到字体版式极为近似的版本时，研究者还可以依据版框尺寸迅速判断其是否有可能为某一版本。

如上述，版框尺寸在区分判别版本时具有版式中的其他项目所不及的特殊功用，且迅速便捷，以常理推想，测量并记录版框尺寸，自是版本学论著的应有之义。在现今的版本学实践中，版框尺寸已然成为重要的版本特征要素，不少书志、目录、图录乃至部分图书馆的古籍书目数据库都已将之列为著录项目，甚至时下颇为热门的古籍网络拍卖也经常在拍品介绍中将其标明，因此可以说，测量、记录版框尺寸在当下已经是行之普遍、人人皆知的版本学操作手法。

那么在版本学实践的历史中，对于版框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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