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称之为大学问家者，无不是熟悉中西方文化者。政治是历史的脊梁、文明的核心。因此，从解剖政治入手，显然是理解中西古代文明的一把重要钥匙。

如果以比较史的方法看中西方历史，可以找出四个关键时期，这四个关键时期使得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具体为：

先秦时期（战国）与古希腊城邦；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魏晋隋唐民族融合与欧洲蛮族入侵；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南宋商业经济；欧洲大航海与明清海禁；晚清危机与日本明治维新。

如果从思想根源上去探寻，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为何走向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为何我们难以出现现代科学？

带着这些问题，从潘岳系列文章中寻找答案。

本文摘录自潘岳先生的《战国与希腊》一文，本人对该文中的核心观点做了整理、概括与汇总。

1.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2.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比如，古希腊不光为罗马提供了艺术和科学，其政治实践更为罗马提供了经验教训。比如，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是基督教基础教义的重要来源。比如，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客观本源的追问，对实验和逻辑的偏好，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比如，古希腊在政治上贡献了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

3.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4.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谁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谁的政治家集团效率更高，谁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对整体“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5.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

6.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

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7.秦汉的道路选择，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历史经验，后经春秋战国几百年博弈思考。关键是在战国最后五十年。

8.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9.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

10.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政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

11.荀子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12.秦背信弃义大屠杀的长平之战后，荀子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却是被儒家教出来的，体现了荀子兼容复杂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只能用严刑峻法，这符合法家学说。

儒家的“天”是惩恶扬善的义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却无所谓善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

儒家崇尚王道，鄙视霸道。而荀子认为虽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乱世中也很有用，应该王霸兼用。

13.儒家只谈义不谈利。荀子却要“义利兼顾”。他认为，义与利是人类两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灭人的图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现实也不能泯灭人的求义之心。应同时发挥两者作用。

儒家崇尚礼治，而荀子崇尚礼法兼治。礼不是典章礼节，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其中蕴含着法家原则。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认为应该法后王。这给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们的改革以精神底气。

只有这样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才能教出李斯与韩非。

14.荀子这个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是因为处于大乱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最大的战争死亡不过十万（艾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而且几十年才发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死亡十万的战争几乎年年发生。死亡几十万的大战二十年之内就发生了三次（五国伐齐、白起伐楚、长平之战）。在这样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他必须要找到一条新路。

15.公元前年，秦彻底突破三晋，斩断六国合纵之腰。这一年，李斯学成入秦，开始了政治生涯。听到这个消息，年届80的荀子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绝食了。“李斯入秦，孙卿为之不食”。绝食也没用，另一个弟子韩非紧随其后也应召入秦。前所未见的辉煌大一统王朝正在展开，年轻士子岂能抗拒创造新世界的诱惑。

李斯韩非入秦后，极大地加速了秦的统一战争。韩非将法家理论发展到极致，囊括了法、术、势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为服膺。李斯则设计了法家的全部政策体系。“焚书坑儒”就是他建议的。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虽然肯定法家手段，却始终坚持着儒家价值观——比如忠义孝悌的伦理；比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为根本，用兵以仁义为优先。这个“仁”的精神，与孔孟并无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间，如何执其中道，很难把握。真理往往在于度。单纯承袭他学说的某个方面都不对。

韩非入秦后，死于和李斯的政治斗争。他写出了法家的一切权术，却不懂基本权争技巧。李斯精通权斗，却斗不过宦官，死前哀叹东门黄犬而不可得。纯粹的权力政治，一定会按照它本身的逻辑来得快去得快而变幻无常。

韩非李斯死后没多少年，他们设计的帝国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并没有实现与秦的内心融合。他们忘记了老师早就说过，只用暴力，可以兼并，但不能凝聚。凝聚，还要有人心。“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也。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得之则凝，兼并无强”。

法家与儒家，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调节空间。

16.荀学并非只有儒法，而是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言荀子之思想乃是总结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败汇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设国家秩序，但吸收其“兼爱”思想，并发展成“天下政治”的无私原则。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无善恶的天命观，发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批判黄老学派的“有诎而无信”，但吸收了其经济思想，肯定了商业对于国家的价值。他将孔孟追求的“纯粹”儒家，变成为驳杂宏阔的“大儒家”。现在看来，百家争鸣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对于“中道”的定义，比传统儒家更注重实际。他认为，中道的标准只在有益于事理，不必遵从于某种特定教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为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为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道。”建立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中道精神，使中华文明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结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生绵延不断。

17.荀子的思想太驳杂太矛盾，以致他死后的境遇更为曲折。西汉前期的意识形态，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后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为而治”的儒家政治。儒家结束从孔子以来三百五十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彼时，有用汉隶撰写的“今文经学”，有用六国文字撰写的“古文经学”，两派斗争了漫长岁月，但无论哪一派上位，只尊孔孟，却从不推崇荀子。他们都认为荀子不纯粹，何况他还有个焚书坑儒的弟子。

千年后，第一个为荀子辩解的，是韩愈。经过安史之乱，痛感国家需要经世致用实学的韩愈，不但鼓励时人为《荀子》注释，还评价荀子“大醇小疵”，除了一点点“杂质”，和孔子没有什么不同。韩愈为此被宋明理学批判了好几百年。因为宋儒以孟子“性善论”和“内圣外王”为归宿，对荀子的“性恶论”和“王霸兼用”绝不容忍。

因此，当时与孟子并称的荀子，却在儒家成为正统之后的年里，成了一个阴影里的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时，考据训诂的清代大儒们突然意外发现，那些汉初儒学复兴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传习的经书，竟然全是荀子传下来的。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如《毛诗》《鲁诗》《韩诗》、如《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梁启超评价说，“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

18.在七国争雄战火燃烧的最后三十年，他一只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与韩非，另一只手却默默书写传授着儒学。当秦朝焚书坑儒时，只有他通过“私学”悄悄传授下来这批根本经典，而被汉儒复述重写。“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已”。

一心要改革经典的异端，却是最忠诚于经典的人。没有荀子，儒家经典将全部失传，董仲舒也决搞不成儒学复兴，宋明理学连诞生的机会都没有。荀子无名无位两千年后，才被清廷第一次纳入《四库全书》的儒家部分。此前，他在兰陵的墓（现山东临沂兰陵县）一直荒凉寂寥。明人李晔写道，“古冢潇潇鞠狐兔，路人指点荀卿墓”。又道，“卧烟露兮愁黄昏，苍苍荆棘如云屯。野花发尽无人到，唯有蛛丝罗墓门”。

19.行纯粹者易，行中道者难。随时要准备被两个极端所抛弃所夹击。即便如此，历史最终会沿着中道前进。汉武帝与汉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礼法合一”，“儒法合治”，“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接着，历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继续前行。只是因为他的“不纯粹”，所有君王都只用其实而不用其名。

好在荀子只唯实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

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之所以还称为“秘密”，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20.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决意赴死前写的《仁学》痛骂荀子。他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不管表面上用什么意识形态，根本上就是荀学。“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

梁启超骂得更狠，说荀子就是引法入儒、导致专制主义维持两千年的罪魁祸首。

然而，三十年后，不断“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裂”的梁启超在去世前不久（年）为荀子翻了案。

21.荀子的头号“罪证”是“性恶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但梁启超千辛万苦为“伪”字找到了另一个解释：在战国时代，“伪”的古汉语原意不是指虚伪，而是指改变。（“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为之伪”）。

荀子并非认为“人性本恶，唯有专制”，而是认为“人性虽恶，但能够改变”。因此既要有严刑峻法以应对人性之恶，也要有仁义道德以培育人性之善。这就将其与孔孟之学统一起来了。

这三十年，梁启超看过了美国门罗主义，看过了一战，看过了国联破产；自己干过维新、干过共和、组过立宪党，搞过二次革命。最后回归学海。他看懂了中国，也看懂了自己。

终于，他为荀子改了这一个字。

22.近代史上重新评价荀子的，不仅是梁启超。章太炎把荀子尊为孔子之后的圣人；胡适认为荀学与同时代各学派皆有关系；郭沫若说荀子是杂家之祖；冯友兰评价荀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最后，毛主席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很欣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与“法后王”的历史观。

23.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24.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25.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

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

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是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未来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始终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26.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

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没个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会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的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郭勤贵律师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