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锋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第3期。

摘要：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关键词：朱熹；荀子；醇儒；识性；工夫

牟宗三、李泽厚提出“朱熹是荀学”命题后，朱熹与荀子的关系成为统合孟荀、重建道统的重要问题之一。程颐抑制“荀学”的态度影响着包括朱熹在内的宋明理学。程颐认为荀子“大本已失”，并直接得出“更说甚道”的结论。朱熹虽然大体上继承了程颐对于荀子“不识性”的总体评价[1]，认为“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2]，并且依照程颐所言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3]来架构其言性时的义理框架，但与程颐不同的是，他认可荀子亦是醇儒，认为孟子与荀子论性各有阙失并直至北宋诸子才兼顾性气、达至完备。性恶论的错谬极易被人识破，荀子为何还要执意提出？统合孟荀是朱熹重建道统的重要视角。

荀子与韩非、李斯的学缘关系是后世儒学争议荀子的重要缘由。谭嗣同将荀学与秦政相提并论，让荀子为两千年学统和政治恶劣后果背锅的做法，有失偏颇，却影响巨大。虽然法家的思想资源并未成为荀子的思想核心，如有学者指出“荀子是儒家而非法家”[4]40-47，但荀子与法家的关系依然扑朔迷离。荀子究竟是醇儒还是法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而这也是宋明理学“抑荀”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宋明理学的最大代表，朱熹的说法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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