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乐·忠信：荀子求实的价值观

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荀子研究》第一辑

摘要ZHAIYAO

家的核心观念，自孔子“仁智勇”，至董仲舒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其间经历了子思“五行”，孟子“四端”的发展演变，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中国士人的修身和治世直到超额完成非常重大的促进作用。作为战国后期重要思想家，荀子通过对子思、孟子“五行”说的批判，提出了“仁义”“礼乐”“忠信”等组合，为董仲舒提升“信”的价值提供了重要论证。

关键词GUANJIANCI

核心价值；荀子；仁义；礼乐；忠信

引言

中华学术素来注重实践性和可行性，自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精练可行的核心价值，深深影响着后世学人。这些核心价值结构，没有比“仁义礼智信”影响更大且久的了，自从汉代董仲舒将其奉为“五常”之后，便影响中国社会余年。不过“五常”之教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本文所要表彰的荀子就在其中也起到过重要作用。

一、上继周孔

荀子生活于战国后期，时值诸侯力政，诸子纵横，强权得势，诡诈公行，自周公建立、孔子重申、子思传授、孟子捍卫的礼乐文明，已经消融殆尽。荀子游历诸国，遍览山川，纵观形势，预测走向，面对道德的滑坡，诚信的缺失，不免对人类的前途和未来充满担忧和关怀。以什么样的方式安定天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人格？以什么样的方式齐家治国，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当时都显得十分迫切，当时的诸子百家都有思考，荀子也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对人性本质的探讨，和对理想人格的重绘。荀子的地位是承上启下，上继周孔子，下启汉唐的，他思想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其地位自然不可忽视。

杨倞在《注荀子序》中说：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损益夏殷之典，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至于幽厉失道，始变风变雅作矣。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逮五霸之后，则王道不绝如线。故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

陵夷至于战国，于是申、商苛虐，孙、吴变诈，以族论罪，杀人盈城。谈说者又以慎、墨、苏、张为宗，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

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

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

（杨）倞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

根据杨氏此论，荀子乃处于孟子既亡，诸子并行，孔氏微绝，纵横蜂起，儒家缺乏大师，理论受到挑战的时段，荀子慨然而起，上继周公之仁义德政，下阐仲尼之《礼》《乐》《春秋》，于是乎著作成“羽翼《六经》，增光孔氏”的《荀子》一书，为儒学的兴亡继绝、转化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荀子对于孔子学说的最大发展，无过于儒家核心观念的重新构建了。

《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说明先秦诸子都有自己的核心内涵和主体精神，这些核心精神是构成百家学说的重要归趋和实践价值。孔子除了“仁”这一观念外，还在自己的言谈中提出过多种价值观念，如义、礼、乐、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等，这些都成了行仁或辅仁的重要品行。如《论语?宪问》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将仁、智、勇搭配，构成孔子早期的核心观念。后世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其思想渊源上可追溯于尧、舜传统，中则继承于周文、周武和周公，晚则师事乎孔夫子，因此孔子所构建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后世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孙氏之儒”。子思、孟子、荀子（即孙氏）是孔子之后对儒家学术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三大家。子思系孔子之孙，孟子又学于子思之门人，前后相承形成了“思孟学派”。子思《中庸》载：“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将仁、智、勇称为“三达德”，与《论语》正好相应证，当得自自家心传。

此外，《中庸》又将仁义礼组合到一起，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提示出仁义礼三者的关系，相须而行，互为补充。由此可见，“仁智勇”“仁义礼”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子思祖述其先祖之意，还将仁智勇与仁义礼结合，形成以“四端”（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五行”（仁义礼智圣）结构，得到孟子极大弘扬。《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朱熹注《孟子》“圣人之于天道也”引“或曰”：“‘人’，衍字。”这个说法已被新出土文献所证实，此处的“圣人”应为“圣”字，即指“圣”者的德行。

孟子将“仁、义、礼、智”称为“四德”或“四端”并加以大力提倡。《离娄上》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可见，“仁义礼智”是孟子强调的核心观念，其最高境界便是成为圣人，于是将“仁、义、礼、智”与“圣”结合形成“五行”。孟子的这套主张，就其学术渊源来讲，应当始于子思。

这个理论，荀子并不认同，他在《非十二子》中对其进行了剧烈批判：“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照荀子的说法，思、孟曾经“案往旧造说”形成“五行”说，称说是子思的“先君子”（即孔子）的遗说。不过这个“五行”具体指什么，荀子并没有列出，但其为五种可以按行的德目则是可以肯定的。杨倞《荀子注》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杨氏说“五行”又称“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杨倞之说殆本于郑玄。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说：“五常，五行也。”郑玄又在注子思《中庸》时，开宗明义便是“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此说暗示了子思“五行”说就是后来的“五常”。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据现存文献记载，仁义礼智信并称“五常”始于汉代董仲舒。战国时，仁义礼智四德是与“圣”搭配的。新出土郭店楚简《五行》篇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马王堆帛书《五行》略同，而以“仁知义礼圣”为序）汉贾谊《新书?六术》曰：“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仍然沿用了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核心价值观的搭配法。可见仁义礼智圣的配搭渊源有自，自是思孟学派的一个固定结构，只是荀子不予承认而已。荀子以为他们此说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没有历史的继承性；是子思假托其“先君子”之言，其实并不是孔子的思想，没有合法性！于是对思孟“仁义礼智圣”的核心构架进行了颠覆。

二、宗崇仁义

荀子反对思孟“四端”“五行”之说，但并不影响他对“仁义”的推崇，也不影响他对“礼乐”路径的遵从。他在《劝学篇》告诉士人的学习和成德路径时说：

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在荀子看来，“仁义礼”是成其为雅儒的必备条件，否则就是“散儒”。其中“仁义”又是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礼”是无施不宜的行为规范：“百发一失，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据杨倞注，“伦类不通”，谓礼法之制不能该遍所有；“仁义不一”，谓仁义精神不能一以贯之。礼法是有形的制度设施，仁义则是无形的精神实质，二者相须而行。

又《荣辱篇》指出：“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甚至明确说：“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认为先王之道是以“仁义”为统，勿须搞什么“五行”。他认为有了仁义，就可以维系人们群居、持养、藩饰、安固了，仁义就是君子的大纲大纪，何须智和圣呢？在他看来，要贯彻好“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还要有“诗书礼乐之分”，这里提出了“诗书”的作用。不过他在前一篇认为，“诗书故而不切”，凭据诗书而欲究大道，“犹以指测河，以戈舂黍”，是绝对不行的，“诗书”在此仅为虚设，具体所重仍为“仁义礼乐”。

《非相》篇称赞以弱小之身“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耳”的叶公子髙，曰：“仁义功名，善于后世。”将忠君爱国、克定叛乱者，视为“仁义”的最高榜样。可见，在荀子思想中，“仁义”仍然是其核心中的核心。

《儒效篇》又说：“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白黑，岂不愚而知矣哉！”说用仁义来分别是非，经营天下，可以运诸掌上；用仁义来辩明黑白，虽愚者亦可能矣。又说：“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圣人并非神迷，他不过是依本于仁义，能够辩明是非，知而能行，不差分毫而已。圣人也是以能行仁义为前提的。

《王制篇》：“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专擅）天下劲矣。案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天下之美矣。”认为讲明政教，可以“兵专天下之劲”（即兵威强于天下），讲明仁义，修隆法则，则可以“名声专天下之美”（美名独擅天下）。可见“仁义”远在政教之上。

《富国篇》：“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王霸篇》：“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百里之地，是称王称霸者的物质基础，而忠信仁义才是得人归趋的道德保障。有了物质和道德的“二者合”（双重结合），才能够取天下、合诸侯，而成就其美名。

《议兵篇》提出：“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为仁义是兵家制胜的根本大法，是无敌于天下的根本保证。这与孟子“仁者无敌于天下”并无二致。

同篇又载：“陈嚣问于荀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荀子回答：“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就像“尧伐驩兜，舜伐有苖，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一样，“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称兵邀战，如想得必胜之道，亦在乎仁义而已。当然，荀子讲以仁义治兵，不是宋襄公式“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不重伤”的小仁小义，甚至不是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假仁假义，而是在内政外交上推行仁政以强其国本的大仁大义：“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

《性恶篇》载，有人质疑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荀子回答：“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提出禹之所以为禹，因为他能为“仁义法正”，法正即法制政令。仁义是可知的，法正是可行的。禹是人可以知仁义，可以行法正；途之人也是人，也可以知也可以行：“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甚至认为，如果让涂之人也一心一意地学习钻研，日积月累，他也是可以达到圣人境界的：“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圣人可作，而其保障首先就是懂得并且力行仁义。又：“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

三、推尊礼乐

《儒效篇》载“秦昭王问孙卿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儒者是重崇礼义而讲究秩序的。《劝学》亦谓“礼乐法而不说”，“仁义礼乐”是荀子比较固定的核心观念。《大略篇》说，礼是指导行动的，而其实质就是仁义，此即对《易经》以“履”训礼的翻版。他说：“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背礼者也。礼之大凡，事生饰驩也，送死饰哀也，军旅饰威也。”礼是将各种行为做得恰到好处的保证。

同篇又说：“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接着还对这四个概念进行解说：“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仁义礼乐相辅相成，只有将仁义礼都做好了，或是只有按照礼乐原则将仁义实质贯彻好了，才能达到“道”的境界。由此可见，荀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乐”，“道”则是对三者（乐在礼中）的贯通。思孟提出“仁义礼智圣”将“圣（通天道）”与仁义礼智并列，显然是不伦不类的！所以他斥其“略法先王而不知统”也。

四、美化忠信

自战国以来，随着列国纷争、纵横盛行的局势漫延，世儒已经重视“忠信”的价值。《荀子?王霸篇》在强调“仁义”的同时，还特别提升了“忠信”的地位：“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

《修身篇》谓：“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恭敬即礼，爱人即仁，配以忠信与义，即仁义礼忠信，有此五者，可以横行天下，四夷皆贵。此亦孔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仲尼篇》亦曰：“然后恭敬（礼）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诚实）以守之，顿穷则疾力（勤勉）以申重之”云云，也是将忠信与礼诚谨慎勤勉结合。

《儒效篇》：“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富国》：“故先王明礼义以一之，致忠信以爱之。”“故厚徳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臣道》：“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议兵》：“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扼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强国》：“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又称赞入秦所见：“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提倡：“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都将忠信与礼法仁义结合。

不仅政治领域需要忠信，就是祭祀活动，也是忠信的一种表现形式。《礼论》曰：“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孝子行孝也无非忠信之为。《子道》：“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君子修行亦须忠信，《哀公》载或问何以可谓君子？“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大至平天下，亦无非忠信。《尧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可见，荀子对忠信的强调，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余论

正是由于有荀子对周公、孔子“仁义”学说的坚守，对“礼乐”“忠信”的强调，特别是对子思、孟子“仁义礼智圣”的“五行”框架的破除，才使西汉董仲舒有机会顺利建立起“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教。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春秋》尊礼而重信”，《汉书·董仲舒传》：“《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等等。于是毅然抛弃荀子所批判的“五行”，以“信”易“圣”，将思、孟学派“仁义礼智圣”的“五行”观改造成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伴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文化政策的的推行，“仁、义、礼、智、信”便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而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为了神化“五常”之教，董仲舒还将“五常”与阴阳五行哲学联系起来，《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见，其萌芽未生，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治乱之源。……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卑身贱体，夙兴夜寐，称述往古，以厉主意。……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君臣有位，长幼有序。

董仲舒以“五行”释“五常”，以“天道”释“人道”，不仅将社会道德规范神秘化，更赋予其绝对权威性，从而完成了思孟学派没有完成的道德哲学化、伦理终极化的过程。这里虽然体现了董氏个人的慧眼独识、匠心独运，但是荀子崇仁义、重礼乐、美忠信、破五行的系列工作，对董氏五常学说所具有的奠基作用，特别是推动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最后形成，也是不可低估的。

来源/民间儒学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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